韩愈与潮州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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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6-01-21 20:33:04

    清康熙二十三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参谒潮州韩文公祠後，题诗勒石，其诗後半谓：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在吴制台心目中，要不是韩愈被贬来潮，潮汕比庶依然是芸芸众生，无法摆脱蒙昧状态。休 闲 居 编 辑
    这当然是夸张的诗歌语言。但是，毋容置疑的是，在潮汕文化发展史上，韩愈确实有过不可低估的、独特的贡献。对此，各种有关文献，今存潮州韩祠中的历代碑刻皆言之凿凿，触目皆然。
    韩愈对潮汕文化究竟有过什么贡献，产生过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去评价?
    唐代的潮州：
    要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首先必须对唐代潮州的概貌和韩愈的作为有所了解和分析。
    按一般的说法，唐代的潮州，是一处荒凉偏僻无比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塲所。
    因为有唐一代，不少名公钜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先後远贬潮州。而在韩愈的诗文中又曾对潮州作过这样的描述：“飓风鰐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①“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鰐鱼大於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②因此，“潮州——唐代荒凉的流放地”这一概念，可谓蒂固根深，几成不刊之论。
    这样的结论，应该说，与实际情况有相当距离。
    首先，古代地方官员的升迁、贬谪的标准，除职务以外，主要是看未来的任职处所，与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京都的地域距离。也就是说，罪越大，贬得越远，而贬地的具体境况倒是次要的因素。潮州距长安几乎近八千里，它成为安置“罪臣”的地方，主要是地理位置使然，不能以其为流放地，就视为“未开化地区”。比方说，唐代的袁州与潮州一样，同属下州，同辖有三县，一般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因为它离京城只有三千五百八十里，所以韩愈後来量移袁州，就意味着他已经得到皇帝的宽宥。③
    韩愈是因谏迎佛骨而远贬潮州的，在皇帝带头佞佛，满朝文武无人敢言是非得失的情况下，韩愈出自一片忠心，条分缕析，慷慨陈词，敢於批揭龙鳞，这自然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鲠直忠谏所得到的竟是远贬边州的下场，这又是他本人极大的不幸。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根本无独立意志可言，所以被“龙”反咬一口，几乎丧生，也只能悄悄地舔干伤口，低声下气地向“龙飞天子”求饶乞罪。作为“认罪书”式的《谢上表》，自然就充斥着哀求的语气，难免把贬所说得十分荒凉可怖，以期皇帝老广能动恻隐之心，早日予以宽赦。因此，《谢上表》中对潮州的描写，只能说是带有高度夸张谊染的文学语言，而不能当作潮州历史的实录资料。
    唐代潮州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呢?
    遗憾的是，由於资料的匮缺，我们至今还很难对唐代潮州作出明确、完整的描述。但是，如果把散见於文物、古籍中的零星资料胪列一下，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端倪来。
    潮州地处亚热带，中古时代，气温比现在略高，所以，山林中有象群出没，海泽中有鰐类肆虐(潮州先民甚至把象作为肉食来源之一，每捕到象，便争着吃象鼻，据说最肥脆可口，特别适合於做烤肉④。鰐鱼皮则是潮、循州的贡品⑤）。温热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因此，潮州境内“稻得再熟，蚕也五收” ，水果种植业更是一枝独秀，柑子、香蕉等早就驰名遐迩，挤身贡品之列。农业生产是潮民生计之本，以故理所当然地受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唐德宗贞元年间，御史中丞李宿在城西葫芦山上建亭，即命名曰“观稼”，既示劝农之意，也反映了其时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
    与农业生产相媲美的是手工业。根据新中国成立後调查、发掘资料的初步统计，唐代全国瓷窑作坊共达五十几处，分布在现在的十三个省、区内，其中就包括广东的潮州窑⑥。历年来在潮汕先後发现的唐代窑址就有：潮州市北关窑上埔、南关洪厝埔、揭阳老寨前、澄海程洋岗等处⑦。有的窑址中还发现有装烧碗，碟类的圆筒形平底匣钵，这种装烧具的使用，是唐中期陶瓷业的一项重大工艺改革措施⑧。它雄辩地说明了：唐代潮州的陶瓷业普及程度和前进的步伐，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并不大。
    手工艺品的制作，亦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事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曾对潮州木屐大加赞赏，他说：袍木产江溪中，叶细如桧，身坚类柏，只有树根特别软，潮、循州人多用它的根作木屐。当它未乾时，刻削易如削瓜；既干以後，轻如通草，柔韧非常。或用油漆彩绘，暑月著之，能隔开卑湿地气。所以广州宾从，诸郡牧守初到任，屋廊下都备有油画枹木屐。这真可以说是唐代潮州实用工艺品中的“拳头产品”。此外，如蜜浸雕花枸橼子(香黄)，既美味可口，又极富欣赏价值，是京都豪贵家“饤盘筵”上的珍品。
    建筑水平是一个地区人文概貌的一项重要标志。相传早在晋代，潮阳县西即建有西岩寺。贞元六年(790)，名僧惠照居此寺传法，大颠、药山、维俨等都曾至此拜师⑦。而明确见诸记载的寺院建筑，则有建於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潮州开元寺和建於贞元七年(791)的潮阳灵山寺等。前者占地一百亩，是一座四合院状、宫殿式的建筑群。仅此一斑，可见唐代潮州建筑已具相当规模。
    潮州南濒大海，境内有绵长的海岸綫，有优越的水产资源。因而潮州先民“靠海吃海”，从远古时代开始，便进行渔业劳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鲛鱼皮、甲香(一种螺类动物，烧灰合香和蜡可制口脂)、水马等，是法定的贡品，其中，鲛鱼尤为重要。鲛鱼即鲨鱼，其皮是制造铠甲、刀鞘的好材料。唐·陆龟蒙《感事诗》说：“将军披鲛函，只畏金矢镞”(鲛函即指用鲛鱼皮制成的战甲)。唐代进贡鲛鱼皮的州府有温、台、交、漳、潮、循六州。以六州所贡而要满足全国将士之所需，可知各州进贡数量之大。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唐代潮州的渔业，实已具一定规模。而与渔业休戚相关的造船业和海上交通，也非等闲可此。
    早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武贲郎将陈棱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奉诏击流求国，这一战役主要兵力是东阳兵万余人，其出海地点即在义安郡(隋代潮州曾称义安郡)⑨。一万多人的舰队，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支不可小看的队伍。选择潮州作为集结基地和出海港，这充分地说明：隋代潮州的海上交通事业，已有相当雄厚的基础。
    唐帝国建立後，潮州长期处於和平安定环境中，海上交通相应有所发展，至德宗时已有和外国通航的记载。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说：“由是梯山航海，岁来中国……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臣奉宣王化，临而存之。”⑩同时，随着海外交通的畅达，一些外籍人员开始在潮州生活。《岭表录异》记述过宰相李德裕贬官来潮时的一件事：他的官船经鳄鱼滩时损坏了，平生宝玩、书画全都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接近。所谓“舶上昆仑”者，即指来自非洲或南海诸国的卷发黑身的奴隶⑩。潮州域内有昆仑奴存在，正是海外交通发展的一个具体反映。
    靠海的自然环境，又给潮州带来了盐业之利，盐税是唐代国家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代宗大历期间，通计一年徵赋总额为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几过半，至元和三年竟达七百二十余万(据《册府元龟·四九三》)。潮州盐业由来已久，州治所在的海阳县，据《元和郡县图志》所称，其“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实为东南沿海一处盐业基地。
    烹饪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潮式菜已饮誉海内外，赢得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潮菜的独特风格，其实在唐代时已初步形成。潮州先民仰仗靠山面海的优越条件，在烹制海味山珍方面，有不少独特的技法和招式。如做赤蟹，要把白如豕膏(猪油）的蟹肉拆出，填入饱含赤膏的蟹壳中，再淋以五味，蒙以细面，这叫做“蟹铎锣”。吃（虫宅）（学名水母即海蜇)时须用草木灰点生油反复擦洗（虫宅）体，以去除腥味，再与椒桂或豆蔻生姜合煮，又缕切而炸之，最後佐以五辣肉醋或虾醋，做成脍菜⑩。韩愈到达潮州时，属吏为他洗尘，准备了一席包括数十种“鬬以怪自呈“食品的宴席，其中有鲎、蚝、蒲鱼、青蛙、章鱼、江瑶柱等等潮州特产，使新剌史眼界大开，朵颐大快，以至他忍不住要把“食後感”写成诗篇，遥寄曾经伴他南行的朋友元集虚。[13]
    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记》中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土赵德为之师，自是潮士皆笃於文行，廷及齐民。”把韩愈来潮作为潮人学与未知学的界限，这样的提法是不公允的。早在三国时期，揭阳人吴砀即擧孝廉，为安成长(约相当於郡守一职)，曾附关羽抗吴，后为鲁肃所败[14]。又据泰国陈述经先生所言：“与赵德同时人物，还有进土洪奋虬。溯上初唐，有陈昭烈(元光)爵列通侯，其子朝佩登王维榜进土。”可见潮人之仕上国，得科名由来已久。当然，寥寥可数的几位“贵人”、进士，怎么说也难以给人留下“潮州人文繁荣昌盛”的印象。但是，人才不可能自天而降，因而，通过这几位拔尖人物，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确定：唐代潮州的文教事业，已有一定的根基。
    唐代全国的户口数变动甚大，大体说来，开元、天宝时期达到最高峯，安史之乱以後则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以受战乱影响的地区最为明显、严重。但潮州的户数在此期间，反而略有增加。开元时户九千三百三十七[15]；而至元和十四年，“此州户万有余。”[16]户数的相对稳定，说明了社会的稳步发展。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唐代的潮州，虽远随隔京畿，僻处边陲，但由於本身具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自秦、汉、两晋以来，衣冠望族，戌卒征夫，不断南迁、渗透，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交流融介，因此到了隋、唐之际，潮州与江南其他州郡一样，已逐步进入了文化发展的上升期。它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恐怖、荒凉。
    然而，潮汕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的边远地区。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依然存在不少落後的方面。这裏仅擧两端以略作说明。
    一是岭南习俗多崇鬼神，以至“有病不求药”  ，家有人病，先杀鷄鹅等祀神，请神降福。不愈，再杀猪狗；又不愈，便杀太牢(牛)祈祷；再不痊愈，就认为是命该如此，再不祈神了。人死後，则於堂上打鼓鸣钟，……一直到殡葬完毕皆如是。人刚死的时候，只知道号啕大哭；甚至狂奔疾走[17]。没有人肯作检讨反思，探究失误的原因，这种有病“祷神不服药”[18]的陋习，直到宋初犹未革除。
    其次，由於“山高皇帝远”，潮人法制观念相当淡薄，最明显的一点是贩卖人口成风。本来，唐朝的法律已明确规定不准没良为奴，这一点，中原地区执行得较好，但南方依然把良人男女看成是与犀象、杂物相似的货物，正如韩愈所说：“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19]
    此外，在文化普及、民俗风气等等方面，潮州确也存在不少弊端。因此，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中曾感慨地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总而言之，唐代的潮州，从整体上说，已向文明社会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被贬来潮的新剌史韩愈，在这陌生而富庶、古老而又偏僻的治所内，又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呢?
  注释
  ①韩愈《潮州剌史谢上表》。
  ②韩愈《泷吏》诗。
  ③《旧唐书·玄宗纪》：“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
  ④刘恂《岭表录异》。
  ⑤本文开列的贡品，均录自岑仲勉《隋唐史》、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⑥⑧卢建国《论唐代制瓷业的大发展》。载《文博》1985年2期。    
  [7]陈历明主编《潮汕文物志》。
  ⑨《隋书·陈棱傅》、《资治通鉴》。  
  ⑩见《全唐文·515》。
  [11]李季平《唐代昆仑奴考》。
  [12]刘恂《岭表录异》。
  [13]见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14]《三国志·吴志·吕岱传》。
  [1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16]见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按《郡县志》，元和时潮州只有户一千九百五十五。较开元间突然减少4／5，难於置信。韩愈时任剌史，当以韩说为是。
  [17]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五》。
  [18]《宋史·陈尧叟传》。
  [19]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

    韩愈在潮州的作为：
    在唐代，朝廷大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政务，这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远贬潮州，是韩愈一生最大的挫折。在他被押送出京後不久，他的家眷也被斥逐离京，在商县层峯驿，他那个年仅十二岁的四女儿竟惨死道旁!
    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交加的切肤之痛，对前路的愁惧，对人君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的身上。像这样一个浮於险象四伏的宦海中，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封建官僚，谁能指望他去忠於自己新的职守！
    然而，韩愈不愧是一位继承了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物。在到达贬所潮州以後，他不但马上视事，像一个按资历刚从下面升上来的小吏一样[20]，而且切切实实地办了不少好事。
    祭鳄除害：
    鳄鱼之残暴酷烈，韩愈在到达粤北的昌乐珑时，早已耳闻，至於鳄害之严重，则是在他莅潮以後，才真正地了解。
    据《旧唐书·韩愈传》所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苫，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鳄害如此严重，他的前任，却无动於衷，或者说束手无策，……一任丑类肆虐。
    为了解除民瘼，韩愈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呪(音祝)之。”这就是“爱人驯物，施治化於八千里外”的祭鳄行动。
    可是，由於韩愈写了《祭鳄鱼文》，两《唐书》又有“呪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水尽涸，(鳄鱼)徙於旧湫西六十里”的记述，因此，祭鳄一事曾受到不少人的诋责。宋代的王安石说他“诡怪以疑民”[21]近代则有人认为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是在演一幕“无聊的闹剧。”[22]
    凭一纸祭文当然不可能根治鳄患。事实上直到明代，韩江还有鳄鱼出没。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全盘否定韩愈驱鳄的积极意义。
    首先，“湫水尽涸”是後人的描述，韩愈本人并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更没有自我吹嘘。把後人的极度夸张的传说作为口实，反过来斥韩愈“诡怪以疑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祭鳄”不是“无聊的闹剧”。如前所述岭南(当然包括潮州)习俗多崇信鬼神。他们有病必祷，遑论其他?鳄鱼是那么残暴凶狠，老百姓受其荼毒，虽然苦不堪言，但如果真叫他们动手杀它，就难免忧虑重重，恐惧万分。所以，在“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23]之前，先举行一次祭的仪式……消除老百姓的畏惧感，增强除鳄的信心，不但是非常必要，也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和形式。   
    必须指出的是，韩愈驱鳄，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进行的，而不是漫无目标，在茫茫的大江去和鳄鱼宣战，其具体地点即在今天的潮州西湖。
    唐代的西湖，原是恶溪的一部份，他们之间还没有北堤将其隔开。如果细读一下《祭鳄鱼文》和史书本传，我们当能发现，所谓“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鳄鱼睅然不安溪潭”、“郡西湫水”者，所指皆一，那就是水面较平静的内河即西湖前身，从那时到现今，湖的四周就是众多的民居。东面不远处则是金山麓的州治。在州郡的腹心地带有鳄鱼出没害人，事态十分严重、紧急。所以新剌史到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驱鳄。
    鳄鱼皮是潮、循州的贡品，可以肯定，潮州原有一批捕杀鳄鱼的能手，他们就是韩愈所称的“材技吏民”，是驱鳄行动中的骨干力量和生力军。
    在新刺史的动员组织下，在一个范围有限的“溪潭”中，在以富有经验的猎户为核心的驱鳄大军的合力围歼下，穷凶极恶的鳄鱼不仓惶“南徙”，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当然，由於时代的局限，也由於驱鳄只能是一时性的行动，因此，若干年後，鳄鱼再度潜回内河、沼泽，这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几千年来，人们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心血与之抗争，包括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的采用。可是，老鼠於今仍猖獗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我们难道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灭鼠的意义，把灭鼠行动看成是“无聊的闹剧”吗？
    为了解除鰐患，韩愈没有丝毫疑虑，置个人优愁、不幸於度外。驱鰐行动，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
    “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到官才八月，潮平鰐渚，於今香火遍瀛洲。”[24]
    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民众，是最公正的法官。

    关心农桑：
    重视农业生产，是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传统，韩愈自不能例外。他说：栗，稼而生之者，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25]他在潮州任上如何致力於农业生产，今天虽无直接记载可稽，但从他在潮州所写的几篇祭神文看来，关心农桑的赤诚，明确可辨。
    元和十四年的潮州，雨量特大，春夏之交“以淫雨将为人灾……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於尔明神。”(《祭城隍文》)新剌史为氏请命，奔走呼号的情景，如现眼前。後来“淫雨既荠，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衎衎(《祭界石神文》)，剌吏又为早稻、夏蚕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可是到了深秋，可厌的阴雨又绵绵不断。“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过量的雨水使韩愈焦虑不已。“非神之不爱人，剌史失所职也。百姓无罪，使至极也?……剌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为了百姓的忧苫而向上苍虔诚祈祷，又敢於公开责备自己，承担责任，新剌史对农桑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两度乞求，淫雨依然不止，韩愈更形焦迫。由此，他对“神明”发火了!  “神聪明而端一(则专一)，听不可滥以惑也!”他要求神明只听剌史的话，降幅给农夫桑妇，不要被其他种种胡言乱语所迷惑。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幸身有衣、口得食，给神役也。” (你神明降点福，他们衣食粗足之後，终归要被你驱使的)，何况他们还要“选牲为酒，以报灵德也；吹击管鼓，侑香洁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这样毕恭毕敬，你神明难道还不知足?——这哪里是在祭神，简直是在对品行不端的下属当面挪揄、训斥。而透过祭拜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正是韩愈希望丰收的炽热心肠。
    潮州磷溪区有一条水渠，当地传说是韩愈当年带人开凿的，名叫金山溪。清澈的渠水，至今仍滋润着两岸的田畴，稻海银渠，扬波叠翠。溅溅的水声，千载以来，似在不断地向人们诉说韩剌史奖劝农桑的业绩。

    释放奴婢：
    韩愈从袁州调回京师後，写过《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在袁州时，曾放免奴婢七百三十一人，因此两唐书收历代论韩者均将赎放奴婢一事系於剌袁州时。
    其实，韩愈在潮州时早巳注意到并切实解决了没良为奴这个陋习，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得很清楚：“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史袁州，治袁州如潮。”显然，袁州释奴是治潮善政的继续。
    唐代已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奴隶问题虽然始终仍在浮沉反覆中，但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明确以法律的形式严禁以良为贱，如规定“略人、略变人为奴者绞”等[26]。
    南方是“夷撩杂处”的地方，社会发展比较迟缓，加上陋俗的影响，因而，奴婢问题相对中原地区来说，比较突出严重。这种情况已为少数明智官吏所注意。如元和四年，李绛、白盾易上奏“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上。”而一些到南方的官吏，则断然采取措施，明令禁止。如党仁弘在戒州、阳城在道州、李德裕在剑南、韦丹在容州、柳宗元在柳州，就都曾不同程度地解决当地货卖男女之事[27]。因此，可以这样说，韩愈在潮州、袁州计庸以偿、赎还奴婢，是一位明智官僚，依据法律施政的必然行动。
    夷獠是南方奴婢的主要来源。唐政府派往南方的地方官又“类多贪纵”，他们多是人口的掠夺者，因而经常挑起纠纷、制造战乱，把矛头对准少数民族，以便从中掠夺人丁。对这种“侵欺虏缚，以致怨恨”，“人神共疾”的罪恶行径，韩愈是深恶痛绝的。他主张对被压迫反抗的夷撩“羁縻”、宣谕[28]，因此，释放奴婢之举，不但是维护法律、移风易俗的需要，其实也是缓和民族关系的重要措施。正因为韩愈这样做了，所以才迎来了和睦共处，“海夷陶然”的局面。
    在唐代，“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29]原来，代买奴婢还是向京都上司献媚讨好的捷径。获重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权要援手相救，好早日回朝，重居高位?他满可以依样画葫萨，为自己谋求进身之阶。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向皇帝请罪求情，他根本不屑於这一类违背人伦、有亏政理的勾当。因此，释放奴婢一事，对于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去衡量，则是韩愈刚正廉明的性格的一个具体反映。
    注释[20]唐·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21]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
    [22]见郭朋《隋唐佛教》
    [23]韩愈《祭鳄鱼文》。
    [24]潮州韩文公祠楹联。
    [25]韩愈《圬者王承福传》。
    [26]《唐律疏羲》卷二十。
    [27]见盂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
    [28]韩愈《黄家贼事宜状》。
    [29]《旧唐书·孔戣传》。

    韩愈兴学及其影响：
    韩愈并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始者。
    南宋的王十朋说过：“(潮州)龙虎成名，功实归於常袞。”[30]嘉靖《潮州府志》也说：“袞，京兆人。德宗初以宰相贬潮州刺史，兴学教士。”  
    但是，对潮州的教育事业，韩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韩愈认为，对国家的治理，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而要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如果“忠孝之之行不劝，也县之耻也”[31]，所以他把坚持兴学育材作为施治化的根本措施。
    为了办好乡校，韩愈化了不少心血。办学须有资金，为此，“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擧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32]“百千”之数，其值几何?唐代币制颇乱，很难定出标准。据《李文公集·九》所言，元和末年，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实合米二千石，数目不可谓小。如据《唐会要·九一》所言，开元廿四年定令，四品官(潮州剌史为正四品下)月俸十二千四百，百千正相当於八月俸数。也即是说，韩愈剌潮八月所得俸禄，全数捐给学校。以一受贬罪臣而竟能如此热心当地教学，殊属难得。
    但是，韩愈对潮州文教的最大贡献，不是在捐款的多少，而在於他能大胆起用当地人才，即推荐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英明决策。从此，潮州乡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据顺治《潮州府志》所载，赵德是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进士，比韩愈登第早十四年。唐代进士及第以後，要参加吏部举行的“省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授官。入仕的第二条途径是投靠权势显赫的地方大员如节度使之类，当他们的幕僚，然後再由其向朝廷荐举。“心平而行高”的赵德，也许是“省试”失败後，又不善于巴结钻营的缘故，所以一直到韩愈剌潮时，依然穷居僻处，“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33]但是，赵德的品行学识，终於为韩愈发现了。韩愈对他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于是毅然向上司推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34]
    “学校和人才的关系，从古以来就非常密切。孔子把古代知识传授民间，因之东鲁人材就出得很多。直到西汉之初，学者还多数来自东方。”[35]但人材的培养又决非朝夕所能成就者。韩愈的突出贡献就在於用当地人主办学校，这样，乡学就不会因主管官员的变动而时兴时废。更由於选人得当，所以，韩愈量移袁州以後，潮州乡学在赵德及其继承者(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确知他们的芳名)的主持努力下，能够站定脚跟，不断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风所向，延及齐民。百余年後，下逮北宋，潮州终於获得了“海滨邹鲁”的美称。
    称潮州为“海滨邹鲁”的，是北宋真宗的宰相陈尧佐。他在《送人登第归潮阳》诗中说：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陈尧佐成十二年(999)破贬为潮州通判，潮州的仕气民风，给陈留下深刻的印象。苏东坡在给吴广野的信中说：我的伯父苏太白和陈尧佐很要好，据伯父说：陈公在相府，没有一日忘记潮州，常说：潮州的小民百姓，也知道讲求礼义。[36]可见，陈尧佐即使是和朋友私下座谈，对潮州也是赞不绝口。他在诗中所说的，并非礼节性的客套语，而是代表了一位外地学者、朝廷人员对潮州的评价。
    宋代的潮州，确实已具相当的文明，人材正在不断涌现。自宋以後，更是渐入佳境，逐步向先进地区靠拢。而溯本追源，究其成因，不能不归功於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淳佑年间，潮州先後建立了两座书院：城南书院及元公书院。所以《三阳志》以自豪的语气说：“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也所不及也!”这种盛况，正是沿着韩愈当年倡导的兴学之风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
    “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胥泽诗书，从此遂称名郡；
      距唐代千年，抚古橡苍松，犹钦山斗，况在亲炙芳徽!”[37]
    後人的赞语，中肯地道出了韩愈为潮州人民世代怀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30]《王忠文公集》卷23。
    [31][32][34]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牃》。
    [33]韩愈《别赵子》。
    [35]程应缪《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36]苏轼《舆吴子野书》。
    [37]潮州韩祠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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