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出现病患，可以拨打“120”寻求紧急医疗救助；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应该向谁求助？“心病120”又在哪里？

    

    

    学生犯错、家长向学校求情免予处分，这是常情。南京一所重点学校高三班学生王兵的家长却向班主任苦苦请求：给王兵一个处分吧！这是挽救王兵的最后办法了。面对欲哭无泪的家长，班主任只能报以苦笑。

    

    王兵两年前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父母亲友都曾为之骄傲。但开学后不久，父母发现王兵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亲子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不管父母说什么、怎么说，王兵概不理睬。说急了，就干脆躲到网吧里。王母对记者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很尽责，找一次，就跟王兵谈一次话，王兵总是态度非常好地认错，可就是不改。王兵的家长希望通过严厉处分，给王兵敲一记猛锤，使他猛醒。

    

    班主任对记者说：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能说的话都说过了。我是数学教师，心理学知识主要是上大学那一两门课程学来的，还有就是教育部门组织的零星培训。我一心扑在高考上，怎么可能为一个特殊学生去钻研心理治疗？我和学校领导研究过，大家都认为王兵有心病，但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处分学生是件很慎重的大事，要依法办事。学校主观上也不愿意给一个未成年人抹上不良印记。我们只能建议他们找专业心理医生。学校不了解该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医生，而且就算知道也不敢推荐，我们没有能力鉴别它们的质量，万一出了问题导致误人子弟，学校实在担当不起。

    

    王母说，很多人劝我们找心理医生，可我们担心跟精神科搭上线，大家就真把孩子当精神病了。这样，孩子的心理压力、逆反心理会不会更重？再说，社会上的心理门诊主要是为了赚钱，真正要去看，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市里教育部门有心理热线，但经常没有人接听，偶尔运气好接通了，对方也只是简单地问一下，讲些大原则、大道理，没有什么针对性。她无奈地问：“难道我的儿子真的没救了吗？”

    

    

    广州的吴女士却有另一番痛苦而滑稽的悲喜剧。

    

    吴女士11岁的女儿学习成绩中等，但十分要强。期末考试前夕，每天晚饭过后，孩子就在家里四处乱窜，嘴里乱喊“狮子来了！”，“恐龙来了！”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说是“精神病症状”，建议到专科医院想办法。随后，吴女士来到广州地区最出名的大医院，选了最负盛名的神经科专家，早上七点去排队挂号也只挂到第28号。轮到吴女士的女儿看病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医生问了不到五分钟，然后开出大剂量的安定药物。吴女士说：这几分钟，小孩子的情况说了还不到十分之一，医生就开药打发你走了。就算医生8点准时应诊，前面有27个人，平均每个人也就只有五、六分钟。

    

    小孩子服药后虽然安静了，但整天昏昏沉沉、萎靡不振，无法正常上学，连电视也不爱看了。吃饭没胃口，不出一星期人就瘦了一圈。

    

    有人建议吴女士去找心理医生。但她动用了所有的亲友关系，也没有打听到心理治疗机构。辗转托关系找到华南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老师，塞给老师一个大红包。老师与孩子深谈后告诉吴女士，小家伙是为了逃避考试在装病，建议作心理辅导治疗。老师也向孩子把话挑明了：你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学习有压力，应该想别的办法。

    

    但是，不管吴女士怎样恳求，这位老师就是不肯收治小女孩，说他本人没有领执照应诊，谈的这些只是自己的看法。吴女士转而恳求老师推荐开诊医生，老师沉吟半晌，说：我一个学生开心理门诊，你去找他试试。吴女士按地址找去，那是一座普通民房四楼的一个房间，里面的人茫然地说：什么心理门诊？我做装修的，在这里一年多了。吴女士向邻居打听，邻居说：以前这里倒是一个什么心理中心，但已经倒闭很久了。

    

    吴女士一家又陷入了迷茫。后来听人说传统中医针灸疗效好，就到针灸科求助。医生既不说能治，也不说不能治，只是说：针灸疏通经脉、止痛安神的效果是世界公认的，即使无益，也决不会有害。吴女士病急乱投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请医生治疗。这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看到医生拿出一大把银针要往头上、背上扎，孩子怕打针，不敢再假戏真唱，结束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闹剧，雨过天晴。

    

    

    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公布，全球平均自杀率是10万分之10左右，我国大陆地区2003年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高自杀率国家”范围。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身亡，另有约200万名自杀未遂者。自杀成为我国15岁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大多数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有种种异常表现，但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普通心病患者就更难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救助了。

    

    广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聂衍刚说：家长和学校教师发现问题学生后，没有地方可转送或求助。我不知道社会上有什么机构可以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我负责广州市教师心理教育培训工作，他们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有问题就来找我，有的要把问题学生介绍给我，但我一概不接受，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也不能收他们的咨询费。我通常都是介绍他们到正规大医院求治。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医院以药物治疗为主，医生简单地问问病情就开药，并不真正做心理辅导。学生身体生病了，可以打120；心理生病了，我不知道该找哪里。相对我国青少年心理疾患濒临高发的现实，现在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援助能力明显不足。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变成了一门功课，让你死记硬背“什么是心理健康”这样的理论概念，给你讲“遇到挫折应该怎么办”这样的大道理。

    

    南京心理危机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1例自杀大学生中，有22人事前曾明显流露出各种消极言行，虽然已足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但却没有得到有效干预。

    

    记者在北京、江苏、广东采访时发现，自杀前的有效干预不足，自杀事件发生后更缺少成因分析研究，以及对周围人群的心理疏导。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涉案学校往往只围绕赔偿责任做事务性处理，在自杀成因方面，大而化之地归咎为“学习压力”、“情感困惑”、“缺少家庭温暖”等，极少吸纳相关的心理专家参与进行深入的分析解剖。

    

    几位负责指导当地学校心理咨询机构建设和心理专业教师培训工作的专家都对记者表示：学生自杀事件，教育部门一般不向专家通报，不做专业性的个案研究。只要家长不追究学校责任就尽量低调处理。专家们所掌握的学生自杀事件，主要是与教师日常交往中得到的零星信息。由于缺少具体案件，专家研究常常是空对空，从理论推断理论，而针对中国学生特点的自杀事前征兆、事中干预和事后疏导方面的可操作手段并不多。

    

    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杀事件对周围人群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影响可以长达一、二十年。但我国很多学校都把发生学生自杀看成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四川大学文学院毕业生谢科说：我们学院有一个同学自杀，他是学生剧团的团长，学习成绩很好。学校对这件事非常避讳，老师闭口不谈，学生们小道消息满天飞。互联网BBS上说什么的都有，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观念，如学生问“坚强的定义是什么？选择死就是不坚强吗？苟且偷生算什么？”有学生说：看到同学跳楼的惨状心里非常痛苦，但也有种“一了百了”的欣慰感，偶尔碰到难事时也会闪过寻求解脱的念头。

    

    

    记者调查发现，学校老师可以处理学生一般性心理问题，但对严重的病态学生缺乏足够的专业矫治能力。学校和家长的做法通常是劝说或强行送他们去大医院求医，一般都送到治疗精神疾患的医院。但有心理疾病症状的学生未必已达到“精神病”的程度，一些学生到了这类医院后，受到环境的刺激，反而加重了病情。据了解，目前虽然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业性的心理咨询机构，但由于没有国家评估标准和评估制度，其可靠性往往不被群众认可。而且，这些机构收费大多是每小时200元以上，一般家庭无力承担。而依托团委，妇联、报刊和电台等社会机构办起的心理咨询热线，都是热闹一时，然后不了了之。记者曾向广州市114查号台查询“心理辅导热线”，答复是“没有登记”。询问团省委和团市委，答复是曾经办过心理辅导中心，现在“正在调整，暂时没有了”。据了解，因为心理辅导的个案跟进需要专业水平和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靠个别热心志愿者的业余奉献是很难持久的。

    

    广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高级咨询师袁荣亲说：商业心理咨询机构收费贵，不适合普通家庭学生。建立学生心理危机救助机制应该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像建立120急救中心那样，建立青少年的“心病120”，在学生需要时可以很方便地求助。

    

    广州、北京两地的教育工作者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建设责任，把学生心理健康列纳入公共卫生范畴。由于中小学校规模有限，在每所学校配备高水平的专职心理辅导员并不现实。建议建立“班主任-学校-区辅导中心”的三级预警援助机制，对班主任进行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培训，每所学校配备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心理辅导中心，配备专职的专业心理治疗师。班主任发现学生有问题后，转介给学校兼职辅导教师；兼职辅导教师不能处理的，转介到区级辅导中心进行重点矫治。

    

（转载自“新华网广东频道、江苏频道、北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