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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同性恋吗 休 闲 居编 辑 >>>>>>>>休闲养生网回答： .....有...(1)卫灵公与弥子瑕、宋朝 卫灵公与弥子瑕之间产生了著名的“分桃”典故，事情的原委是：君臣二人共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未尽，遂以其半遗君。灵公食而甘之，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后来弥子色衰爱弛，灵公便拿此说事，责怪道：“是曾啖我以余桃！”孔子和他们同时，曾经出仕于卫，受到了卫灵公的礼遇，他的学生子路和弥子瑕是连襟关系。 卫灵公还喜欢宋国公子朝。宋朝相貌俊美，他既受灵公宠幸，又与灵公夫人南子有私。奸情路人皆知，一次卫太子过宋，宋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意思是说：你们求子的母猪已经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于是后世出现了“娄猪艾豭”的说法，艾豭指靠着与家主的同性恋关系而私通家主妻妾(娄猪)的人。 (2)公为与汪锜 公为是鲁国公子，汪锜为其嬖僮。在齐鲁之间的一次战斗中，他俩同乘一辆战车奋勇拚杀，一同战死，一同停殡。国人因汪锜年纪甚轻而欲以殇礼葬之，孔子听说后则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3)齐景公与羽人 齐景公面姣，有一个负责征集羽翮的小臣竟敢向着他注视，面带倾慕。公怒，将欲杀之。相国晏婴劝道：“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景公觉着有理，便表示：“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 (4)楚宣王与安陵君 安陵君的固宠手段可以为后宫美人树立样板：一次宣王出游，兴致甚高而发出感问：“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下而言曰：“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也就是愿意从死，不再乐生。于是，赢得了宣王更加的爱宠。 (5)鄂君与越人 鄂君子皙是楚国令尹，一日他泛舟水上，闲雅雍容。有一划船的越人暗生倾羡，便用越语歌吟，意思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鄂君即刻回应以行动：“乃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其实就是与之同床共寝了。后世用“鄂君绣被”表示对同性恋伙伴的怜爱。 (6)魏王与龙阳君 龙阳君的固宠手段也很高明，他的名气比安陵君更大，“龙阳”是古代经常使用的男宠娈童的代称。一次魏王与之同船共钓，龙阳忽然泣下，王问原由，对曰：臣所得之鱼越来越大，故欲将前鱼弃置。而今四海之内美人甚众，皆欲趋于王庭，则臣亦将见弃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大受感动，于是布令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7)汉高祖与籍孺 汉朝的这位开国帝王甚好男色，以后西汉几乎每一位皇帝都有此好。 (8)汉惠帝与闳孺 闳孺和籍孺都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以婉佞贵幸，公卿皆因关说。二人的际遇很受人羡慕，以至惠帝之时，为能获得皇帝的垂青，侍中等官在穿带打扮上都向着他俩看齐，帽子上插着羽毛，脸上涂着脂粉。 (9)汉文帝与邓通 邓通出身低微，成为文帝幸臣后常为帝吮痈。文帝赐给他蜀地严道铜山，可以自铸铜钱，遂富无比。但是文帝死后，即位的景帝立刻就将他贬黜，最终“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大富极贫的邓通的经历很能体现出人生无常的含义。 (10)汉武帝 汉武帝幸臣众多。韩嫣是他的少年同学，当时就已相爱。后来韩嫣因宠而富，在长安市中把金丸当弹球，一天遗失十余个，以致当时谚云：“苦饥寒，逐金丸。”贫家儿童紧随他的身后，看到金丸的落处就敢紧去抢拾，成为京中一景；倡优出身的李延年在宫中做太监，善为新声，是历史上有名的音乐家。他“与上卧起，甚贵幸”。并且虽为阉宦却未曾彻底净身，竟能与宫人为奸；卫青、霍去病分别是武帝卫皇后的弟、侄，靠着这层关系先后在武帝身边做侍中，帝对卫青随便到了“踞厕而视之”的地步。不过二人虽为嬖幸却能雄豪自振，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声传古今，历为当时及后世所称扬。 (11)汉成帝与张放 这两人虽为君臣却又像是兄弟。张放“与上卧起，宠爱殊绝”。经常陪从成帝微服出游，斗鸡走马长安市，风流浪迹五陵中。但后来在太后和朝臣的压力下，成帝不得不将张放外遣出都，不久复又征入。又受压力，只好再遣。屡征屡遣，直到成帝崩逝，张放则思慕哭泣而死。 (12)汉哀帝与董贤 他们之间产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典故，即断袖故事：董贤美丽自喜，哀帝悦其仪貌而幸之。一次，董贤白天压着哀帝的衣袖安睡，帝欲起而不欲惊贤，便将自己的衣袖割断，可见恩爱之深。古代没有“同性恋”这一名词，“断袖”是对同性恋现象最典型的概念表达。 (13)霍光与冯子都 霍光是西汉权臣，冯子都是他的宠奴。两人的同性恋关系使得子都身份虽贱却很得势，百官以下都要仰承他的鼻息。霍光死后，冯子都与光妻私通。 (14)梁冀与秦宫 梁冀是西汉权臣，秦宫是他的宠奴。两人的同性恋关系与霍光—冯子都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秦宫也很有权势，曾与冀妻私通。在后世，人们常用这两个事例来说明家主—奴仆同性恋对家庭伦理所造成的危害。 (15)晋废帝海西公司马奕与相龙等 海西公“不男”，也就是阳茎短小，性欲低下。可他的两个美人却生产了几个男孩，原来他是让外嬖相龙等与美人交接，生子，以为己子。百姓歌云：“凤皇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 (16)后赵主石虎与郑樱桃 石虎字季龙，是东晋列国时期非常残暴的一位君主。他称王前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妻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按总的来看，历史上的郑樱桃应当是一位女性，但因“僮”字，把他看成为男性的人也不少，在后世郑樱桃是名优美伶的代称。 (17)前秦主苻坚与慕容冲 氐族苻坚在东晋列国时期是一位名主，几乎统一了北方。在攻灭鲜卑前燕后，燕国清河公主和他的弟弟慕容冲同时被纳，宠冠后庭。后来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慕容冲、姚苌等便起兵攻之。最终苻氏受缢而死，慕容冲则成为西燕主，但不久后亦为部将所杀。这两人之间的“同性恋”是乱世男风的典型，个人感情夹杂于民族仇恨、宗族恩怨和政治纷争当中，变化极富戏剧性。 (18)陈文帝与韩子高 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离乱当中得宠于陈文帝陈蒨，竟也能屡立战功，拜爵封将。两人之间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陈子高传》，子高变为陈姓。在明代杂剧《男王后》里，陈子高更是被封做了正宫王后，事愈传而人愈奇。 (19)周小史 周小史是晋代出名的美男，有人作诗咏道：“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慢脸若桃红。…… 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娥眉讵须疾，新妆递入宫。” (20)桓温与郄超 桓温是东晋权臣， 郄超为其心腹谋士。某晚二人同宿，早晨谢安等前来议 事，偶然发现郄氏犹在睡帐当中。谢安笑谓：“郄生可谓入幕宾也。”入幕之宾的典故由此而来。 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的"一衍"就是"比玩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之大可列为一"风"。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恋交往更趋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宠儿龙阳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和"龙阳"的称呼。当时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同性恋者首推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思美人》等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诗人对楚怀王的恋情(详见《桃红满天下》第13期)。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时割断了衣袖，"断袖之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的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盛时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他们的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边界和平，工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观念也冲破了"灭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他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1644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书中的"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心里有生动刻划。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恐同情绪。 1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因为连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刚经历亡国的羞辱，全国民心涣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重整意识形态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拢络文化阶层，以重新建立起国家官僚体制。对中华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统治者此时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讲求社会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纲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张维持礼教的办法应该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国尊孔的历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够的，国家还必须同时对违者进行处罚，教罚并举才能有效维持礼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重建礼教时，特别重视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规定，在定强奸罪时必须提供严格的证据，这条法令意在强调"贞操观"，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拢络明末保守派儒家学者，求得他们对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实现了国泰民安，满清政府已经站稳了脚根。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展了野心勃勃的巩固满人统治的计划。他一方面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坚决镇压。为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大兴"文字狱"，严惩有异己倾向的文人，而且实行株连，处刑严酷。"文字狱"有效地压制了知识分子对现状与国家政策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妨碍推行孔孟正统礼教。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久的1740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