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白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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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1969年12月，黑夜，从小小的范家屯火车站跌跌撞撞使劲挤上“三棵树”开往济宁的慢车，昏黄灯光下雾气腾腾的车厢在“哐当哐当”有节奏地摇晃。走道里都是人，车厢连接处也是站着坐着躺着堆着挤着的，久未梳洗的肉体热力扩散，空气中弥漫着劣质卷烟味，脚下有污水横流，洞开的厕所涌出逼人刺眼的骚味。 我提着旅行袋，汗水沿着面颊直流进脖子。进不了车厢了， 堵在干涸了的盥洗室，琢磨着看到了可利用的空间——脏兮兮的悬在半空的盥洗盆，且做回“座山雕”吧。喊着“劳驾”动手运作，脚蹬着行李，有棉大衣（离开上海时，有关部门发给我们的草绿色不长不短不上不下的所谓“中大衣”）垫底，瘦削了的臀部盘踞了原先该是脸面的领地，在这样的逼仄空间，有这样安稳的基座，实在是幸运！休 闲 居 编 辑 盥洗盆对面堆起的行礼上坐着的旅客正埋头打盹，他抬起头，友善的眼神赞许我的安排，探身调整行李帮助我安顿，直觉告诉我——我们是同类——知青。 他是北京知青，69届初中毕业生，和姐姐一起在扶余县插队落户。扶余县在吉林省的西北部，邻近黑龙江，属白城子地区，那在吉林省也属边远地区了（几年后，扶余发现油田，才略有知名度）。 一支烟递了过来，我不会抽烟，但我必须得抽，还要作出“老枪”的姿态。两根夹烟的手指撑得笔直，深吸一口，又徐徐从微启的口里吐出，试图将两条白龙潇洒卷进鼻孔。吸了两口，拇指中指捏着烟，用食指装模作样点击着烟头磕着烟灰。他却张嘴，吐起了烟圈，一个接一个由小变大变散。我傻眼，这我不行，嘿嘿，小子存心气我。 他告诉我，上海有亲戚是姑姑，住曹杨新村；我说，北京有亲戚是姐姐，住甘家口。 他说，他们在扶余很受关照，没人敢惹他们，也似乎很受欢迎，连临近生产队的老乡都时常大老远跑来看热闹。我只能说生产队的老乡可不太欢迎我们，原来就口粮不多，城里知青一到还不抢饭碗来了（果然，下乡头年每工才1角2分）。和老乡们斗嘴，我们说，什么柳杨公社，没柳少杨，什么小山大队，无山无水，还说有稻米，把我们给骗来了；老乡们还嘴：谁要你们来了？公社说上海知青都带着缝纫机，给老乡做衣服来了，到了一瞅，哪有呀？！还不是骗我们同意接受你们这些尽会翻翻鸟语的喜欢吃甜的喜欢吃糖的家伙。 我俩都笑了起来。 原来还难以忍受的——对门厕所的生猛蒸发，隔壁老兄的汗脚破袜，慢车时开时停的等待拖沓，臀下凹凸的硌腚木麻，小孩骚动的哭喊尖叫，娘们训斥的威吓打骂，爷们随意的嚷嚷哈哈——不经意间都淡出淡化成了凡人生活的背景音乐，一切都自然合理，一切都安宁和谐。天亮到了天津后，我将转车去上海，他要换车去北京。 “余秋里知道吗？”他问 余秋里怎么不知道，石油部长，独臂将军，参加过文革的人必然知道。据“揭发”，余和贺龙有“瓜葛”，是“一条线上的”。我在学校自任主编自己刻写印刷的油印小报《红卫通讯》上，余秋里也占过不少版面的。 他告诉我，他们集体户有朱老总的有董比武的，好像还有徐向前的子孙后代…… 怪不得老乡们要看热闹。 我们谁也没有开口问对方的姓名，知道都是知青这就足够了。 天津站到了，我们分手。 我俩扛着行礼，有点狼狈，有点急迫，我们各奔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