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潮州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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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6-01-22 04:17:24

    《昌黎文录》的编纂：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冬，韩愈逝世以后，他的女婿兼门人李汉“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这就是今犹传世的《昌黎先生集》。①
    但是，编纂韩集的工作并不由李汉始。在此之前，已有选集性的《昌黎文录》问世，其编者即潮州进士赵德。  
    《昌黎文录》今已不存，唯《全唐文》中尚收有赵德《文录序》一篇。宋·洪兴祖《韩子年谱》谓：“赵德秀才，即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为文录者。”知《文录》共收韩文七十二篇。南宋·方崧卿《韩集举正》序称：“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文苑英华，唐文粹，参互证徵。”可见《昌黎文录》南宋淳熙年间犹有传帙。休 闲 居 编辑
    赵德编纂《文录》的具体时间，已难考定。但《文录序》云：“德(按，赵德自称)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於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②可见：第一、赵德编集时，尚在“蓬茨”中，即在韩愈贬潮之前，赵尚未“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期间。第二、所谓“谬志于斯”，“盗其影响” ，“私曰文录”者，显而易见，《文录》的编纂，并非出白韩愈的委托，而是由於赵德对韩文的衷心仰慕，因而自发地将他所能见到的韩文辑录成集。
    韩文自宋代柳开、欧阳修等人大力表彰提倡以後，才逐渐受到世人的推崇。而在韩愈生前，由於骈俪文尚居正统地位，积重难返，所以由韩、柳等倡导的古雅朴质的古文，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韩愈的好友和上司、宰相裴度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甚至呼籲“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③韩愈自己也说：“臣於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④然而，僻处边隅“蓬茨”中的赵德，却独具慧眼，对韩愈的为人和文章推崇备至，他说：“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并且预见到韩文必能“光於今，大於後，金不燋烁，斯文灿然。”⑤从而把“得以所遇”的韩文“次之为卷”，这真是了不起的举动!以生并世之人，有此远见卓识，赵德堪称韩公、韩文第一知己!    
    《昌黎文录》编成後，究为写本或刻本，现在已极难确定。但不管以什么形式行世，其对韩文在潮州的传播、影响，肯定起了巨大的作用。更由於它收录了《明水赋》、《河南同官记》等被李汉所漏收的篇目，所以最迟到南宋淳熙年间(1189)，《文录》一直成为诸家据以订校韩集的善本，在辑佚、纠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功用。但随着韩集校勘工作的日臻完善，那些不见於《文集》的篇章已逐步收入《外集》，在辞章等等方面的优点也尽被各家融入各自的校本中，特别是在朱熹校本行世以後，作为选本的《昌黎文录》，便渐渐地晦而不彰，终至亡佚。而赵德其人其事，也湮没难寻。
    韩集之潮州刻本：
    宋·方崧卿《韩集举止》序曰：“今之监本已非旧集，然较之潮、袁诸本，犹为近古。”所称潮本者，即韩集之潮州刻本。潮本始於何时，今难考定。据清光绪间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载：“宋刊小字本《昌黎先生集》後有影写绍兴己未刘昉序一页，略言：大观初，先大夫曾集京浙闽蜀刊本及赵德旧本，参以石刻订正之，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⑥此为有关潮本韩集的有明确系年的记载。
    刘昉，潮州海阳县东津乡人，宋宣和六年进土，官至龙图阁学士，至今民间传说犹称为“刘龙图”。所谓“先大夫”者，即昉父，宋绍圣四年进士刘允，官至循州知州。《藏书记》又言，刘昉於绍兴己未(1139)曾依旧集本重刊，可见宋时潮本有大观(1107)本及绍兴本二种刻本。
    又据《三阳志·书籍》云：潮有“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板；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⑦这些镌板都存於州学中。上述资料雄辩地说明了：宋代潮州的刻书业已相当繁荣发达；而韩文在潮州的地位和影响，的确非一般文集或典籍所可比拟。在短短的三十二年中即刊行两次，後又有大字、中字两种规格的刻本，这样的出版情况，即使在今天，也足令文士、学人企慕不已!
    潮文与潮州方言：
    据《三阳志·卷三·风俗形胜》所载，潮州城东五、七单的白瓷窑、水南一带，“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或曰韩，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不复变。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唯白瓷窑、水南主人相习犹故。”
    《三阳志》是宋、元间的志书，这则记载表明：至迟到元代，潮州市井间，特别是水南一带，犹有操‘不老’音者，其成因是韩愈刺潮时，曾经“以正音为郡人诲”，可惜时间太短，未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但即使如此，数月的努力而能令母语“一失其真”，韩愈在促使潮语规范化方面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也可见一斑。
    韩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在文学上主张并毕生为之努力的一项信条，就是“唯陈言之务去”。他精研古籍，善於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也注意从当时的口语中撷取精华。因此，韩愈的著作，堪称为一座内涵丰富的语言宝库。而随着韩文在潮州的广为流播，其中大量的，简炼、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便进入潮州方言中，甚至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并保存至今。现试举两端以证之：
    《赠张籍》诗开头四句曰：“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首句若用北方话读之，颇觉抝口。特别是‘著’字，其意颇费解，历代注家於此字均感踌躇。南宋方崧卿云：“杭、蜀本作‘著读书‘。比如‘高士著幽禅’、‘少年著游宴’之著。”朱熹《考异》曰：“诸本‘著’作‘嗜’。”清代朱彝尊乾脆说：“嗜字明妥。”言下之意是不如把‘著’字改作‘嗜’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则认为：“东方朔《客难》：‘著於竹帛，唇齿腐落，服膺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他自以为找到解诂的依据，其实仍是不得要领。近人张相曰：“著读书，爱读书也。”⑧这样的解释，算是比较明白妥贴，但依然比不上用潮州方音去训读。‘著’是‘着’的本字，潮语中其义项之一为“应该、必须”，这样，前两句的意思就是“我年纪大了，更应该多读点书，其它的事全不放在眼里。”意义极其显豁(至於‘教示’一词，潮语仍保留着，而北方话多作‘教养’)。全部四句诗若用潮州话来念，真是明白如话，毫无费解、抝口之嫌。
    再如《初南食贻元十八恊律》一诗：“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其“芼”字又当作何解?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礼记·内则》：“芼羹菽麦”。郑郑玄注：“芼，菜也。”孔颖达《正义》：“芼菜者，用菜杂肉为羹。”《集韵》：“以菜和羹。”但不管是训菜还是羹，都难以园释上面的诗义，因为前两句是对偶句，调与芼对举，显然都是指一种动作。那么，‘芼’究竟指什么动作呢?
    芼，潮音读如Mao(毛欧)，潮语有二义：一为包裹、遮盖。如用被子、风衣等把身体盖严实，称为“芼紧紧”；二指浸渍、拌和。如把切好的肉片用酱油、淀粉等拌匀，其过程也称为“芼”，至今上点年纪的厨师仍采用这种说法。拿第二义对照韩愈的诗句，疑团便迎刃而解。原来，“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是指潮州菜的烹饪方法，即用各种调料(包括椒粉、椒油和橙汁橙酱等)去拌和、腌渍海鲜因而使“腥臊发越”，变得可口，以致韩刺史“咀吞面汗骍”。
    芼的本义，可追溯到《诗经·关睢》篇“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但古人多解释为“择取”。吴小如先生认为，朱熹据《广川诗故》解“芼”为“熟而荐之”很有道理，他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mao四声)一下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後把生的菜放进去，“芼”之使熟，随即捞出⑨。这样的解释，已大大接近诗的原意，但仍有点距离。因为，《关睢》篇的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是以采荇菜来比兴君子求淑女的过程。开始时目标未明，只能慢慢物色(就像顺流水寻求中意的荇菜)；及至目标巳明，使动手“采之”；既采之後，就“芼”它一下，则把荇菜浸到水中，拌弃掉尘土污物，这样，采荇的过程便告完成，也即是说，君子求淑女的目的已达到，可以“钟鼓乐之”了。把“芼”释为“煮”，虽然有“生米成熟饭”的意思，但总嫌跳跃太大，与整个采荇的过程不合。
    《诗经》曾被韩愈誉为“正而葩”，与“奇而法”的《易经》并称⑩。正因为韩愈精於解诂，因此自然会把古诗用语准确、传神地应用到自己的诗作中。如前所述，韩文在潮州本有独特的地位，《初南食》诗又是直接描述潮州饮食的，它理所当然地更会为潮人所传诵，因而，类似“芼”字等精彩的词语，遂融入方言口语之中。
    韩愈与潮州方言的关系，自非一段文字所能概括和阐明，这一工作，将有待於潮州方言研究者去开拓、探求。
    注释：
    ①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②  见《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傅》。
    ③  裴度《舆李翱书》。
    ④  韩愈《潮州谢上表》。
    ⑤  赵德《昌黎文录序》。
    ⑥  转引自《潮州志·艺文志》。
    ⑦  转引白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志》。
    ⑧  以上各家注释均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⑨  吴小如《说<诗·关睢>》，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⑩  韩愈《师说》。

    韩愈治潮对历代吏治的影响：
    清代乾隆午间潮州知府周硕勋说：“潮为要郡，代有名贤，而白沙(按：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字白沙)称韩与王为最。”[11]
    论权位，韩愈生前官位不过侍郎，远不如历代来潮的众多名公卿相；论政绩，韩愈也非筑城、修堤、造桥者可此；论时间，则韩愈更似匆匆过客。但正如苏东坡所说的：“公去国万里而谪於潮，不能一岁而归……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怆，若或见之。”[12]其所以如此者，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主要的精神支柱。作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体现者、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自然要被历代的封建官吏视为典范，当成学习的榜样，以至奉若神明。
    韩愈贬潮期间，确实曾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使他在潮州民庶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民心如镜长相映，山水於今皆姓韩。”[13]这种严峻的现实，自然要使每一位莅潮的地方官员予以正视。他们要在潮州站稳脚跟，就必须顺应民心民志，对韩愈表示尊重。而那些自觉地以韩愈为表率的官员，便会在其任上推行不同程度的“善政”，做出一些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好事来。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治求潮，对历代的潮州吏治，确曾产生过良好的影响。而最主要、最集中的影响，则在继承、光大兴学事业上体现出来。
    陈尧佐戮鰐、兴学、创建韩祠：
    有宋一代，第一个以韩愈为榜样，多方为民造福的地方官员，当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的潮州通判陈尧佐。
    陈尧佐到任以後，便协同知州于九流把设在城西的孔庙迁到金山麓的郡治前。于九流不久即调任，故该项工程实由陈所主持。[14]
    咸平年间，潮州文化已相当发达，“虽小民，也知讲求礼义。”这种风气，使陈尧佐进一步体会到韩愈当年“以德礼为先”、兴办文教的积极意义，因此，在迁徙夫子庙的同时，“乃辟正室之东厢，为(韩文)公之祠焉”。[15]
    为了让後人牢记韩愈治潮业绩，陈尧佐撰写《招韩辞》於祠堂壁，“载鰐鱼事以旌之，後又图其鱼为之赞”。他还把祭鰐图广以传播，“俾天下之人，知韩之道不为妄也。”[16]
    咸平三年夏天，韩江上游的万江村（今阝留隍）又出现鰐鱼，残暴地吞食了一个姓张的少年。这件事使陈尧佐感到愤恨和悲伤，于是，他决心组织吏民除鰐。他明确地表示：“昔韩公投以文则引而避，是非鰐鱼有知也，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当请於帝躬，与鳄鱼决!”果然，在“百夫”的努力下，鳄鱼终于乖乖受擒。陈尧佐高兴地鸣鼓，召集吏民，他说：“韩公逐之於前，小于戮之於后，不为过也。”接着便宣布鰐鱼的罪行，“戮而烹之”，大快人心。[16]
    陈尧佐到朝廷以後，官位不断升迁，一直做到同平章事(宰相)，他还把在潮州的阅历，写成专书《潮阳编》。这部书虽已散佚，但他在潮州的政绩，同样受到後人的怀念。
    曾造对兴学的卓越见解：
    曾造是南宋乾道元年至六年(1165-1170)的潮州太守，他到郡不久，即在韩山上建造了“观海”、“仰斗”、“抉云”、“乘风”四座亭台。因为“文公以忠言直节、不容於朝，来刺是邦”。因此在韩愈当年曾游赏过的地方增设景点，“以据峻极之灵显，以发山川之秀意，令英杰辈出於邦，用广文公之懿范”。更由于曾太守蒞任以後，则“禁暴戢奸” 、“清潭鳄”、“修学待士”，多有德政，所以亭台落成之日，恭请邑人尚书王大宝命名之时，“尚书公式嘉其志，以思韩之念，励乡闾之晚进，博学笃行，藏器养浩，以遂其远者大者，故揭是名”。[17]
    最值得称道的是曾造在兴学上的远见卓识。他认为，潮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宋，是因为“爱自昌黎文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是“学校作成积习之所致也”。因此，对当时潮州州学残破的情况，他深为愤慨，对郡丞眺某说：佛门中人以祸福渺茫之说，恐动流俗。佛徒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寺院中，陋则增修，坏则易置，毫无困难。我们的学宫却弊破如此，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命海阳令张某主持修学事。经过一年努力，终于大功告成。兴工过程中，“役於农隙而民不告劳，资以羡财而敛不及众”，真正做到少花钱而办好事。
    当时的为政者，“莫不以刑狱财赋为急，而视学校礼乐为不切之务”。曾造“独後其所先而急其所缓者”，确实是一位敢与时兴异趣又具有远大眼光的官员[18]。然而，曾太守的作为却引起了那些“以刑狱财赋为急”的政敌们的非议和攻击。乾道六年，曾造竟获“贪污罪”，“由潮贷命南雄州编管”[19]。但是，民众是最公正的法官，曾造离潮不久，郡博士陈余庆即勇敢地撰写了《韩山亭记》，大力肯定太守治潮政绩，如实写上“邦人思之，与文公齐休於不朽”的感人至深的评语。
    曾造虽蒙寃获罪，他的业绩却为继任者所光大发扬。乾道七年(1171)，曾汪守潮，即着手兴建“康济桥”(湘子桥的初名)，使“昔日风波险阻之地，今化为康庄”[20]。淳熙年间，知州丁允元进一步将浮桥的西段改成古墩桥，又置六斋以养士，并在淳熙十六年(1189)将韩祠迁至笔架山麓……。他们的作为，均获得後代的高度评价。   
    张处恭、张思敬的兴学措施：
    在人们印象中，元代是一个黑暗、倒退的时代。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同其它朝代—样，元代固有落後的一面，也自有其前进、发展的地方。即以潮州文教而论，元代的潮州官员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元·至元三十年(1293)的肃政廉访使张处恭使是其中的—员。
    张处恭清醒地意识到：“诗书礼乐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义道德之说明而天下建善政。盖有道非空虚无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者。他认为，潮州“由昌黎廷赵德为师，而人比敦於学行，後来土风，方之邹鲁”。所以在他监治莅政时便明确表明：“勉励学校，宣明教化，吾职也。此而不图，  无以塞上意，称明旨。”为了使修建州学、文庙的工程早日完成，他下令改变官府一味役用民工而不付报酬的作法，宣布“给以佣费，食以学廪”，大大提高了民工的积极性。自己则“躬自课督，率漏下乃去，书仄传餐而食”。因此工程进展神速，只用了三个月便告完成。为了保证学宫後日修缮能正常进行，张处恭特
意“置潮阳田一庄，侮岁收粒四百石，以助供 给”。真是深谋远虑，用心良苦；热诚可掬，措止得宜。
    可是，由於专管租输之人在账簿上做手脚，所以到大德六年(1302)，学田收入几乎化为乌有!为此，提举张思敬采取严厉措施，惩治了中饱私囊者，并专门在学宫内竪碑撰记 ，把学田亩数、租额等勒诸碑阴。这样才从根本上杜绝了贪污学田租谷的卑劣行为。[21]
    王源除怪石，修文庙、韩祠：
    王源是明宣德十年(1435)潮州知府。相传英宗践祚(登基)时，曾挑选十一名廷臣出任州官，王源即在选中。莅任後即募万金拟修广济桥。西湖山有二巨石，号二蟾蜍，术土说是“白虎瞰城”，主灾讼，虽千夫之力不能胜。王源严正地说：“昌黎驱鰐，吾能除此!”於是率领百人，由他带头将石扑碎，把这难得的石材用於修桥。後来又在西湖山上立碑，大书“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数字。[21]
    王源对韩愈推崇备至。他称颂韩子“学吞鲁生，贤负伊鼎；文则变雅，行乃规物。其为政也毅以断，其律身也耿而清”。“剌潮八月，兴学范民；存恤孤惸，逐远恶物”。“拨伪反真，剔腐除蠹，以兴典宪，进谏陈谋，秋霜凛冽；使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致理，鬼神革奸；人道益明，儒道益尊”。因此，作为“春秋之徒”、“以菲材叨守潮郡”的王源，便“景仰先哲，动息如之”[23]。事实上，在治潮的数年中，王源的确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除上述除怪石修桥一事至今尚为百姓传诵外，他还大修韩祠，增置学宫的棂星门、泮池，设先圣四配十哲像，建西湖山义冢等等，从而赢得民庶的爱戴。正统六年，地方邪恶势力散布流言蜚语，揑造罪名告御状，王源被逮至京城。潮州父老义愤填膺，推举代表联袂北上，直叩宫门申诉，终於使王源寃案得到昭雪。因此，陈白沙才感慨地说：潮州名贤，以“韩与王为最”。
    韩愈治潮对历代吏治的影响，有史实可稽。上列不过是几个具体例子而已。
    注释：
    [11]周硕勋《潮州府志·宦绩·序》。
    [12]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记》。
    [13]许士杰题韩祠句。
    [14]《永盘大典·卷5343·学校》引陈尧佐《修学记》。
    [15]《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载陈尧佐《招韩文公文》。
    [16]本段材料据《宋文监·卷125》所载陈尧佐《戮鳄鱼文》。
    [17]宋·陈余庆《韩山亭记》。
    [18]此段材料据《潮州三阳志·卷12》载陈余庆《重修州学记》。
    [19]据饶宗颐《潮州志·职官表》。
    [20]见《三阳志·卷12》载曾汪《康济桥记》。
    [21]据《潮州三阳志·卷12》载元·熊炎《重建文庙记》、张思敬《修文庙新田记》。
    [22]周硕勋《潮州府志·宦绩》、饶锷《西湖山志·王源除怪石记》。    
    [23]见王源《增修韩祠之记》。

    有关韩愈的传说：
    韩愈离开潮州以後，长期以来，潮郡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传说。今择要缕述，并略作评论於下。
    访问岭：
    相传韩愈当年进入潮州地界以后，便向居民问路，访问当地风俗。今潮州城北约十余里的高厝塘附近，有座矮山，山口狭窄如门，经常有强风吹来刮去，名为“风门岭”。因潮语“风门”与“访问”音近，故被传为韩愈曾到过的地方，山名也改称为“访问岭”。
    按：这则故事并非杜撰臆说。《新唐书·韩愈传》：“初，愈至潮，问民疾苦。”故“访问”一事，确有所本。至於地点是否即今之高厝塘，又当作别论。
    竹竿山：
    相传恶溪(今韩江)两岸原无堤壩，时有水患。韩愈来潮後，率领居民兴筑北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叫居民随马后间插竹竿为记。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大堤，最北端开始插竿的地方，则出现一座高山。从此，溪水即被堤和山隔住，不再为患。这就是“走马牵堤”的故事。
    按：这虽是神话式的传说，但从中可寻索到韩愈当年关心农桑水利的一些痕迹。
    插薯苗：
    据说潮州人以前种甘薯时都用薯块作种。有位老寡妇的薯种被人偷去，因此悲哭不止。韩愈见状，便教老妇摘些薯苗插种，果然插活了，当年结的甘薯还特别多。从此，潮州人种甘薯便改用插苗的方法。
    按：甘薯也称番薯，是晚明才从国外引进的作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述之颇详。唐代自然未有甘薯可种。这则故事与“走马牵堤”有异曲同工之妙。
    灰墙瓦屋：
    相传唐代潮州人还不会盖灰瓦屋，只能居住在茅寮草棚中。韩愈来潮州後，才教给潮人烧砖瓦、筑灰墙、盖瓦屋的方法，此後潮州才出现灰墙瓦屋。
    按：这则传说，自唐至宋，流传二百多年。宋·元佑五年(1090)知州王涤迁韩祠至州南时，请苏东坡撰写碑记，并由苏的好友、邑人吴子野搜集有关韩愈的资料寄交苏轼，希望他写入碑文中，其中即有这一传闻。後来苏东坡回信说：“然谓瓦屋始於文公者，则恐不然。曾见文惠公(陈尧佐，谧号文惠)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於宋广平(唐玄宗名相宋璟，字广平)，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指唐玄宗宰相张说)之言也’。以文惠书攷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24]唐·刘恂《岭表录异》也说：“南中夏秋多恶风，彼人谓之飓。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再者如前文所述，早在晋代，潮阳已有西岭寺；开元、贞元年间，潮更有规模宏大的开元寺、灵山寺的建筑，可见这则传说确属“传莫若实”者。只能说是老百姓善良情感的具体反映，他们总是要把美好的事归结到心目中的“好人”身上。
    叩齿庵：
    相传韩愈在潮州时，曾遇见一个和尚，相貌丑恶，二颗獠牙突出嘴外。韩愈心中十分不快。当他回到府衙，门房送上一个包裹，说是一位和尚送来的礼物，要剌史亲自开启。打开一看，原来是二颗獠牙。韩愈大惊，赶紧去找那个和尚赔不是，并在与和尚相遇的地方建一庵向和尚赔礼，这个庵便叫做“叩齿庵”  。
    按：“叩齿庵”在潮州城道後，原名“大隐庵”，元代始改称为“叩齿庵” (今为一家工厂所在)。
    韩愈一生反佛老不遗余力，故其生前身後，备受黄冠、缁流攻诘，最常采用的手法就是揑造事实、深文周纳，必使其声誉扫地而後快。如宋代王谠的《唐语林》载：“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造谣说韩愈得了癞病(麻疯)，以致他临死前还要郑重“辟谣”。
    相比之下，“叩齿”的传说算是温和得多了。此说原来也有所本。宋僧契嵩《镡津文集》中已坐实退之参禅事，宗永撰《宗门统要》，进一步杜撰出韩愈谒大颠的“经过”来：韩愈问大颠：“和尚春秋多少?”大颠提起佛珠说：“昼夜一百八。”愈不解其意，怏怏回府。次日重来，到门口遇见首座，问“昼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首座叩齿三声。愈更不解，再入问大颠“一百八”之意，颠也叩齿三声。愈说：“现在我才信佛法是一个样。”颠问为什么?愈便把遇首座的情况说知。大颠遂召首座，问他刚才是不是对侍郎说佛法?首座说是，大颠便把首座赶出院去。
    这一则令人莫名其妙的公案，後来又被本果收入《灵山正宏集》中，该集刊於元代大德五年(1301)，因为是地方出版的集子，所以“叩齿”的故事慢慢传开。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潮州路总管王翰把城南七里的韩祠(即韩山书院)迁到城西大隐庵附近，不久，庵名竟改为“叩齿”。父因为叩齿与扣齿同音，於是又演变出大颠和尚自己把撩牙扣掉的神话来。
    韩公帕：
    相传唐代潮州妇女出门不戴头巾，韩愈来潮後觉得妇女抛头露面，不合礼教，便叫妇女们用长长的乌纱布遮住头面，行走时只能用双手稍稍掀开纱罩看路。此後，妇女出门用乌纱遮面便成为潮州习俗，还美其名曰“韩公帕”。
    按：这则传说纯属张冠李戴。其渊源盖出自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广东妇女出行，则以帛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
    唐代确有‘面帽’、‘幂离’一类的衣饰。妇女着幂离，全身遮蔽，不给路人窥见。但那是宫女骑马远行时为防止风沙、保护皮肤的特殊用具。到唐高宗时，已使用帷帽，“拖裙到领”、“渐次浅露”[25]。这从大量的图卷、壁画和唐俑中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杜甫的《丽人行》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头上何所有?翠微鎑叶垂鬓脣。”假如贵妇们从头至脚遮得严严实实，老杜又安能窥见细腻的肌理、垂鬓脣的头饰呢?
    唐代妇女较後代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重的地位，社会上不甚注重礼教贞节观念。即以韩愈女儿来说，先嫁李汉，後来离异，改适集贤校理樊宗懿[26]。亲生女儿改嫁尚不以为悖礼，又怎会在边州远郡去强制妇女出门披戴头巾？
    入宋以後，由於理学家们的提倡，妇女的地位才急剧下降，行动自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南宋高宗时，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和知漳州期间，命妇女在莲蹊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动有声，便於觉察，称为“木头履”，以防止妇女“私奔”。他见到妇女抛头露面，往来街上，下令以後出门必须用花巾兜面，后人称为“文公兜”[27]。
    原来，强令妇女出门以巾兜面的是朱文公(朱熹谥号也是文公)而非韩文公，梁绍壬未加细致，即武断地下个“昌黎遗制”的结论，徒令韩愈在千百年後平添一条恶罪！
    漳、泉与潮州毗隣，朱熹又曾到潮一行，以故“帕首”的习俗傅至潮郡，理属必然。而宋明以後，理学定於一尊，封建礼教的桎梏已紧紧嵌制住人们的观念，诸如裹足、盖头等限制妇女的措施，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因此，潮人以讹传讹把兜巾的发明权归于韩愈，并认为是对韩愈的推崇褒颂，也就不是什么费解的
事了。
    注释
    [24]苏轼《与吴子野》。
    [25]马鉴《续事始》，转引自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
    [26]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27]《福建通志》总卷二一《风俗志·泉州府》，转引自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

    观韩愈题名碑后：
    林通民
    韩公手迹得真难，鹦鹉碑充逸品观，
    鱼跃鸢飞论未定①，凤来玉出说乃寒②。
    古祠殿壁留遗墨，新刻贞珉已填丹。
    斯石应同周猎碣③，一般珍重舆人看。
    注：①指人们对“鹦鹉赋碑”及“鱼跃鸢飞”四字说为韩愈手迹有所争议。  ②指《星凤楼》《群玉堂》两法帖之被发现，前此对韩字真伪之争，可罢休了。③周宣王畋猎记事碑——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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