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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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6-04-18 09:35:21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有两种人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一种人是新兴的知识型的中产阶级，另一种人是具有道德批判的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

　　以知识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休 闲 居 编 辑

　　中产阶级（Middleclass）也可以译为中等阶级，这一名词长期以来被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这种概念等同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中等阶级，即富有商人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发展为居住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中产阶级就是西方历史中的资本家阶级或称为布尔乔亚阶级。由于对这一狭义概念的惯用，当我们谈到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时，不少人就会习惯地以为，中国变成的资本主义了。正因为如此，为了避开被指称为自由化，中产阶级这一用语很少被人们运用来表述中国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这一分层化现象。实际上，中产阶级在其原生意义上，指的就是介乎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而自然形成的。运用这一具有很强涵盖性的概念来表述近二十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分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属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中的技师、商业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收入较高的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这种软资本，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中，与广大兰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与普通工薪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这种社会分化中的向上流动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兰领阶层更富有，又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更有在生活态度上与价值观上更具进取心。

　　这一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下层与上层社会阶级相比，有什么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什么特殊的社会功能？

　　社会学家指出，首先，由于他们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的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就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他们是现存秩序下的得利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他们本能地反对震荡疗法?quot;革命，这种温和的保守性，（这里的保守是一个中性用语）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即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

　　其次，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希望中国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机会。一位公司经理曾对作者这样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他们不得不通?quot;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不得不以某些不合法的方式送礼送钱，以打通各种关节。然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觉得，通过非正当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与代价越来越高，反不如通过制度的透明化来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健全。这种思想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型企业家中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成为支持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新的社会基础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如果说，暴发致富的特权阶级，满足于体制的不健全，并从现存体制的漏洞中大量获取食利机会，那么，知识型的`中产阶层则未必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更倾向于体制改革，与特权者相比，有着着更强的改革要求与愿望。

　　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当今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对政治直接兴趣并不很大，他们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较少有兴趣在社会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然而，人们可以通过私下谈话与交流，大体上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

　　早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作者当时结识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朋友中，其中不少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走上通过下海经商而成为私人业主与三资企业中的白领人士的。与十年以前相比，这些人当年的原来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心态，可以说已经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有的甚至可以说前后判若两人。他们确实对现存秩序下的变革方式持相当积极肯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这种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一位在北京与上海从事房地产经营的知识型企业家曾这样对作者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毫无指望的''无人所有制''，国有资产''流失''到他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手中，这种过程中确实充满了灰色地带，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然而，而，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分，充其量只是他们全部拥有的资产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他们会把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以最为精打细算的方式，投入到市场经济的生财过程中去，例如，他本人为了上一个房产项目，曾在上海某一地块上反复考量了整整四个月，充分地考虑到可行性以后，才作出决定，除了少量自己消费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市场，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种生财行为，不但有利于自己，也同样有利于社会与民族,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相信，由于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与国力的增长，使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困难。他们与地方官员过从甚密。共同商讨投资事宜。通过这种私人交往，使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各级官员，是中共建国以来，最热心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技术官僚。

　　总之，他们对中国的现状与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比较关注中国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认为温和的知识分子、知识型的企业家与新一代的技术专家这三种社会力量的结合，将会使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为实现中国民主与中国社会进步，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

　　然而，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还有着自身的弱点。在涉及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缺乏切身的体会与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的获得，又与特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些特点，都会使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

　　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乌托邦情结，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观念人在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解释。

　　凡是产生知识分子观念人的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是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着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的人们。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德关怀相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更为概括地说，一个阶层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仅为少数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的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

　　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互补中的相互促进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这就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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