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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中苏外交秘闻录 ７０年代中期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当时，因中苏两国分歧严重，敏感问题很多，双方常因一些事情闹出或大或小的外交风波。 两个事件休 闲 居 编 辑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 其一，看样板戏事件。 １９７１年，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２月９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使馆得到苏方答复后，便积极准备。但２月６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智取威虎山》。使馆经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９日，即拟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电复同意使馆意见。大使馆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１１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刘大使为此还抵制了苏联外交部为外交使团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这对刘大使来说实在是艰巨的任务，每次出席这类活动都十分紧张，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冒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是否退场，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刘大使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有一次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当众昂首走出会场。返馆后，当即把刘大使退场事电告外交部。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１１月６日苏方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看到这份电报，刘大使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随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此事才算了结。
馆员分编为六个组：对外组，救护组，交通组，后勤组，巡逻组，保卫组。 大演习共进行了一个小时，如同一场实战。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５日，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即处于戒备状态。 １月１７日上午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刘大使等１２名外交官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上午８时大使馆的车队出发，进入别墅大门时，以贾丕才为首的苏方外交官排成一行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欢迎，大家见面之际握手、寒暄，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大家落座后，贾丕才拉着刘大使的手说：“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光临，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高兴。大家可以散步、赏景、聊天，在大使馆内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都很疲劳，现在有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先请大家看部电影，然后共进午餐。希望大家在这里过得愉快。”说完他匆匆离去，去忙别的事。 大约过了半小时，大家散步回来，这时餐厅里已将各种菜肴摆放就绪。当刘大使从洗手间出来正要步入餐厅时，突然大使馆打来电话，礼宾官以急促的声音告诉刘大使：我们的信使在大门口被警察绑架。大家一下子愣了起来。 原来，有位信使和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几个客人到大使馆对面的湖旁照相。他们边游览边拍照，快到１２点了才返回使馆。其他几个人先走了，信使落在后面，心想反正在大使馆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料当他走到大使馆门口警察亭时，被警察拦住了，比划着向他要护照。他虽然听不懂，但懂得意思，指着使馆的大楼说，我的护照放在大使馆里。警察见他没有护照，上来两个人气势汹汹地架着他就往警车里推。他急了，大声吼道：“我是中国信使，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我，这是土匪行为！”两个警察也听不懂他说啥，硬是把他推上警车拉走了，大使馆值班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当即从使馆给刘大使打来电话。 刘大使立即把此事告诉贾丕才，要求苏方立即放人。贾丕才一听马上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请放心，我马上给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打电话，让他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放人。”贾丕才说完就进屋里打电话去了，刘大使把几个参赞叫来说，他们不立即放人，我们就不吃这顿饭。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使馆打来电话说，信使已被警方送回使馆。这时，刘大使才同意进餐厅。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下当时的场景，留作历史资料。 事件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窗户不修理，墨迹不擦除，意在给苏方难堪。 １９７０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级关系。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之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的局面。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际，对方向我表示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虽寒乍暖，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１９７４年１月，因间谍事件，两国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５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电报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报复。 果不出所料，当月１９日，我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５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 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啪啪”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对着话筒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