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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短命论属误传实际寿命高于普通人 “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全国人均期望寿命低10岁。”这是几年前一份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这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时隔7年，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又在日前的一次论坛上提出“知识分子平均年龄比普通人低10岁”的发言，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知识分子短命的言论究竟是否属实，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知识分子短命论缘出何处
“中国知识分子比普通人短命10岁，这是一份震憾国人的死亡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院院长翟振武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翟振武介绍了这个结论得出的来龙出脉：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多家报纸转载这份报告。
他介绍说，该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也低出了5.18岁”。
对于这个结论，当时已经有学者从指标的科学性角度提出了异议。但是，媒体后来又陆续重提这个话题，如2004年《羊城晚报》开辟“关注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专栏，报道说“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精神压力，‘三座大山’令知识分子不堪重负。最新的调查发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则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中年高级知识分子早逝阴霾”；在互联网上，中国妇女报网、解放军报网、中国网、南方报业网等对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与评论。
正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使这个结论从学者的个体研究上升到社会的普遍认知，乃至政府部门领导都对此予以认同。
课题组调研显示：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年龄为70岁
对于媒体报道，2004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刊载了“网上关于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亮红灯’现象的报道和评论综述”。该问题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课题组，进行“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调查”。
翟振武说，为了科学、准确、客观地反映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课题组组建了一支包括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以及人事部门实际工作人员的专家队伍，制定了科学的抽样方案。课题组分别设计了中年高知组和普通人群组（对照组）健康调查问卷，以便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课题组从去年暑假开始工作，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参加调查访谈人员全部由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组成，他们通过中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搜集了中科院下属的中关村地区附近18个院所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间死亡的436名知识分子（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年龄、性别等数据，对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进行了计算，并对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进行了区分。调查耗时3个多月，最后于今年3月份形成调查报告，并最后上报到国家人事部等有关部门。
调查结果显示，中关村三大单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70.27岁。这与李力研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岁”的结论截然不同。
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两个结论为何迥异
记者了解到，李力研当年发布的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经统计后得出结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中，近年来每年都有20到30人病逝，其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比目前我国平均寿命短10岁。”
翟振武认为，李力研的报告犯了一个学术错误，他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最基本的人口学概念。
翟振武介绍说，“平均死亡年龄”是指死者年龄的平均值。但人口学界认为“平均死亡年龄”的计算方法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一时期的死亡水平。而“平均预期寿命”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反映一个人口真实死亡水平的指标。李力研报告把中关村8个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误解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0岁”的结论当然有问题。
“我们怀疑，李力研报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他们计算的53岁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职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如果说在职知识分子的死亡年龄，那他们至多也不会超过60岁，因为60岁的知识分子就该退休了。”
翟振武说，为了检验这一怀疑，我们也专门分别计算了在职与退休知识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龄，结果是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56.31岁，离退休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72.24岁。即使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仍比李力研报告的结论（53.3岁）高3.01岁。
翟振武由此判定，由于调查范围过窄（8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134人）且覆盖不完整，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岁”结论扭曲了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真实的平均死亡年龄。“53岁”不仅不能代表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含退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职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把“53岁”这个结果与10年前调查的“58岁”相比后，进一步演绎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近10年大幅下降的结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记者希望能找到李力研研究员对此加以求证，却意外地发现他不久前已经去世了。据悉，《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是李力研一个人完成的，没有合作者。
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寿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介绍，通过他们的调查发现，从1990年到2000年，近10年来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也就是说，10年来知识分子的死亡状况非但没有急剧恶化，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了改善。
翟振武认为，从国际国内人口的文献表明，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原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死亡水平在各类人口中的差异。而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
调查发现，中年知识分子享受体检制度方面要明显好于普通人群，被调查的中年高知人群中有85.1%的人近2年内进行过全面体检；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5000至8000元的也占13.6%。而后者中54.7%的人收入低于1000元，1000至2000元的占34.3%。媒体报道的某些知识分子猝死，是客观事实，但这些现象毕竟是少数的。在总体上，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对于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抵消和超过其它因素的正面影响，不能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推论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寿命短于普通人的结论。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总体的预期寿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众多媒体反复引用的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逐年下降的结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探究知识分子短命论深入人心的成因
为什么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结果与媒体的报道和很多人的直观印象是截然相反？翟振武深入分析其中原因。
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媒体就会进行密集而广泛的报道。而对更大量的年轻工人农民的死亡，媒体却鲜有报道，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知识分子寿命短于普通人的印象。
翟振武说，预期寿命是群体指标，它必须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才能计算出来，而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观印象代替和推断群体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直观印象与群体指标一致，但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一致。预期寿命指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个别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的水平。
调查显示，科学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工作压力变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工作时间上，知识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群工作时间多了将近两个小时；在工作压力方面，知识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个百分点；在身体透支主观感受方面，知识分子有身体透支感觉的比例（61.3%）远远大于普通人群（35.7%）。
这些压力为什么没有在预期寿命指标上表现出来呢？翟振武认为，这是由于群体健康状况好坏和预期寿命高低不是由一两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很多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知识分子预期寿命高于普通人群的事实说明，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因素的负面影响至少目前还没有超过医疗保障等众多因素的正面影响。很多人可能对健康状况由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道理了解不多，比较过分关注了工作压力这一个因素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感觉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个别的直观印象也不能代替群体的指标。”翟振武打了一个比方，这与田地里健壮的农民不能代表整个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一样，因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个别知识分子的“过劳死”和“英年早逝”现象，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也没有改变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预期寿命高于、甚至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基本事实。
(转载自“新华网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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