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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文涛一样蔑视一切（长篇连载2）
作者：魏啸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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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10-20 20: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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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我隐瞒我恶棍的天性是分人的，譬如对我母亲和我曾经的女朋友，我就不曾隐瞒，因为我知道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是说你有没有伪装隐瞒的天赋，而是说，他天生就有那种可以破处伪装的天赋，这点来讲，我得承认女人和刑警是有共同性的。最先破处我伪装的其实就是我的母亲，很早以前了，我妈就发现我总是在欺负别的小朋友。我爸那会儿还怕我会受欺负，于是我爸就让我去练柔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爸认为我不练会受欺负，我练了就不会了，我爸不认为我会欺负别人。但是我妈早有警告说，他不练还欺负别人呢，何况练了这个。但是我爸不听，我爸的理由是练这个会像个男人，我妈就说男人不是恶棍。当然这样的争吵在我家太正常了，在我的家族也是一样，他们喜欢为了我争吵，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突然有人不为我争吵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郁闷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别人一直在统治你，有一天突然给你民主的时候，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其实不仅仅发生在我的身上，想来很多人都是如此。
于是我就得有个女人管着我，我这样的恶棍其实还是很少见的，因为我喜欢别人管着我，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不管，就会出事儿。我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叫贺菲的女孩子，她们宿舍的李维是我的高中同学，我每次见她都跟她打招呼，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我。我其实特别郁闷，我不明白，我怎么她了。我没有调戏过她，更没有试图强暴她，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我扪心自问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的恶棍，所以我具有超强的理性思维能力，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我就找到李维，李维说，她觉得我特别凶，觉得我脸上杀气太重，所以不敢和我说话。我真是冤枉呀，我这么老实善良的一个恶棍，她怎么可能这样认为，我这样对李维说，也这样对我的兄弟说。男人天生就具有一种征服的欲望，所以我就想征服别人，我必须征服她，我就喜欢征服别人，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种纯粹的征服，这种征服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人性，或者干脆就是性。纯粹是，我觉得你越不理我，我越得搭理你那种心态，说白了就是贱。
一个天生的恶棍，不一定在哪儿方面都有强项，就像我一样我仅仅是在伪装和打架斗殴上面有天赋，其余的我一概不行。在别的方面，我就像一个纯洁的小男孩，一点都没有恶棍的影子，虽然我也有过不少女人，但是要知道我不是技术型的，我是纯粹靠天真和幼稚吃饭的，这就是我的特点，当然也是我的缺点。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想那些技术型选手，他们状态好不好放在一边，他们会装，譬如表演系那帮有病的家伙们。我不行，我天生不是这块儿料，一想征服，脸上写的就全是征服这俩字了，是人都能看出来。问题是就在于，好学生人家不懂这个，人家看不出来，人家就看见你脸上有杀气了，我就不明白这好学生怎么跟那帮初中老师似的，只看外表不看内心呢？我的内心，那纯洁的，基本上是人就可以看见。狗当然是看不见的了，譬如说现在在看小说的人。
贺菲也是，她也是个典型的靠状态的小女生，当然我说的小女生，是以前的那个她，绝对不是现在的她，她现在绝对是个后天的技术型老女人。我摸清楚他都上什么课，然后天天给她占座，然后还对她特别好，可是她就是不敢理我。搞得我很是郁闷。我就让李维套她话，然后给她灌输我有多么好，这种灌输特别想那种意识形态的植入，一个人说一次不要紧，天天说，你自己就会想了，嗯，或许是这样的，她每天都给我占座，那么早起来赶到学校给我占座。嗯，她是挺不错的。这一切都是我估计出来的，她那个时候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也不去上课了，北大就是我的天堂，就是我撒野的地方，我就天天占座，为了博得她的欢心，我给她所有的同学占座，早晨第一个冲进教室的就是我，然后我一顿占座，整整一排呀，要是有人没有来，我就让给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坐，总之我是坚决不会把那个座给了男人。所以我就认识了一大堆女孩子，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女人特感兴趣，当然也不是女人就感兴趣的，譬如倪大妈白送，我也没有兴趣。我现在的兴趣就在贺菲身上，我就对她有兴趣，我非得给她扳过来不可。
谁也别跟我说这个什么大学生搞对象不利于身心，那个搞对象容易出问题。这种人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你上学的时候，少摸姑娘的手了？这帮人典型的，过去逑硬政策比丫逑还硬，现在政策软了，逑比政策还软，所以这帮人他们忌妒。没逑的办法，只好天天就在报纸上说这个道那个，还批判呢。，要我说还是先批判自己那点儿忌妒心吧。北大在这点相对好了很多，姑娘你愿意找谁就找谁，愿意干啥就干啥，那是你的人身自由，跟我没啥关系，你是成年人，法律上讲只要你没有精神缺陷，你就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所以你爱干啥就干啥，你违法我开除你就是了，不像某些学校，还限制一帮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人总得有个需求吧，于是贺菲就开始有需求了，一种感情上需求。
感情上的需求暂时放到一边，女人第一次上床，会很小心翼翼，过那么几次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心里明白，我不需要多说。我就说一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上床最频繁，等真要是到了三十多岁了，那可真是逑比政策还软了。所以我俩也不去上课，天天就在床上比赛，看谁狠，看谁时间长。至于爱情，也说过，天荒地老也说过，没事儿就说，说着说着自己都说烦了，也就懒得说了，一切床上说话。床上不买力，床下你说一万遍也没用。所以你就得狂买力，不说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少说话多做事儿，也算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了。
我是个十足的恶棍，这点在我一出生就已经看出，我没有对贺菲隐瞒什么，她的眼睛分明告诉我，她知道我的过去。是的，我就开始对贺菲做了如下的叙述：第一，的确我是个恶棍，具体恶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像做社会学那样，去石家庄我家那里做一个具体的考察，从被我打的人的数据入手；第二，你可以问一下我妈妈，我是如何作孽的，我从11岁开始搞对象，12岁开始和女人上床，但都是假的，现在我就只爱你一个人，尽管我是一个恶棍；第三，你可以问一下信子，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架的，他会告诉你，从我一出生就开始了，我上小学三年纪拿着铅笔把别人的鼓膜扎穿，上初中拿刀扎人，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恶棍应该做的，一个恶棍应该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断的重复性的叙述这些，我对她说，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是因为我有一种叙述的欲望，就好像说，我少年时期不断的斗殴是因为我有一种欲望，没有办法排遣，所以我得找个人帮我。贺菲说，我现在也是被排遣的对象，我说不是，因为我爱你。但是鬼才知道我是为了征服，还是为了爱才跟她一起的。
恶棍应该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不能半路出家，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天生就不是恶棍的料儿，上了大学，才想起来哦，我应该赶个时髦，学一下恶棍。于是就有人在西门跟我装作恶棍的样子，调戏贺菲。还跟我说，他在家里面什么什么事情，可是我从他的脸上感觉到的只是懦弱和弱不禁风，真是可笑，所谓酒壮耸人胆，再加上他想赶个时髦，给别人看看自己也是个恶棍，于是这件事儿就这么出来了。我站起来，问他是不是喝多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善良的恶棍，要善于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措施，问别人这么一句，就说明你不是找茬的，他在找茬，紧接着我又说，要不要我送你回家？作为一个真诚的恶棍，我认为这句话体现了我的开怀大度，旁边的人都看着，都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会很可客气的说话，然后再用酒瓶子砸烂他的脑袋，这样无所谓，因为有了前面这些真诚的铺垫，旁观者会认为你是在自卫防御，这很正常，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认为，他们会认为换了自己也应该做，还会对女朋友说，要是有人调戏你，我肯定比他还狠。
杂碎始终是杂碎，杂碎不管他受了多么高等的教育，他最终还是杂碎，打女人的人是杂碎的精华，这种人杂碎到了不比打老子骂娘差到哪儿的地步了。那个人有一天在西门碰上贺菲，就把贺菲打了，这次这厮终于惹怒我了，作为一个善良的恶棍，我几乎从来没有发怒过，因为我相信忍耐是恶棍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这次，我必须告诉那个杂碎，他必须为这件事儿付出代价，一个大男人把一个女孩子打的半边脸都肿了，这是男人干的事儿么？所以我必须给他一些教训。我抱着贺菲，我对亲吻着她，对她说，放心吧，我会废了这个混蛋，就在这几天，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一个小屁考研的学生，竟然敢冒充恶棍打我老婆。这不仅仅是贺菲的耻辱，更是我的耻辱，自己的老婆被打了，这是做男人的莫大的耻辱。
我给马凯打电话，我对他说，他妈的，你知道什么事儿了么？你现在必须马上派人过来，今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人，食宿我管了，下午见到人，带上货一起来，马凯在电话那头说，两个够么？我对他说，你看着吧，人不在多少，要狠的。马凯说，行，下午5点之前，肯定到。我给信子打电话说，你现在就给我从浙大赶过来，带上货来。今天晚上就出发。信子说，行，没有问题。
在北京上学这么多年，上班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的做过这样的事情，既然是做，就要弄个大的，到不一定，杀了他，但是气势得出来。杀人是万万不能，绑架是万万不能的，撕票是万万不能，这就需要有智商的人来。这次马凯亲自赶到北京，信子也从浙大过来，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干他，弄钱。其余的全都给我扯一边去，找警察？妈的，连软组织都没有坏，找警察干什么？拘留15天？搞个轻微伤上限？没用，最后也没有案底，索赔也不会有多少钱，所以这个时候找警察根本就不现实，何况如果法医鉴定连伤都没有，那么就没有办法拘留，一句话，干他，并且要钱。
马凯开着自己的车，我们几个人把那个杂碎扔到车上，哥几个直接就把他弄到了石家庄。要说那厮还真是耸到家了，你要是敢打女人，索性连男人也不怕，有点儿骨气，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至于吓得动不了么？看这个情形，哥几个也实在是懒得弄他，把他拽到滹沱河桥底下，马凯用那把仿真抢，仿64式手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跪着。夜，很深。信子看着他，就跟他谈心。为啥打我嫂子？那哥们儿就说，大哥，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上去照着他的脸就是一脚骂道，再说一遍？不想活了是么？信子就拉着我，让我说，你去一边呆着去，这个时候马凯走过来，上去就是一脚，他手下两个人，抄着家伙就过来了，那孩子真的吓傻了，耸了。他还算聪明的说，大哥我给钱行不，大哥你说多少钱？我给行不。这个时候信子上去就是一脚骂道，你说什么？看看这车，你以为我们缺钱？缺钱开这样的车？告诉你，今天不是钱的问题。信子上去要打他，马凯的人，就拦着说，哥，有话好说，看他给多少了。马凯说，信子你别动手了，听听筝筝的意见。我走过去，跟他说，说实话，本来今天是想弄死你的，但是看你这个耸样，弄死你，会脏了我的手，这样吧，你说个价钱，我听听。那孩子说，大哥你说两万成么？信子上去就是一脚骂道，你他妈的打发要饭的呢？2万，不够小爷擦屁股的钱。那孩子说就说两万五行么。马凯上去就是一脚，给你脸了是不？你还讨价还价了是不？告诉你，今天给看你认错态度还算好，拿三万来，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自己想清楚。想清楚了，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吃烤肉，我请你，想不清楚，你自己琢磨着吧。
我们五个人继续在沙滩上烤自己的烤肉，这是我们少年时期的一个据点，夏天离家出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学会如何自己烤肉，很多兄弟来了，都来这儿招待，这次给仇家用上了，也算是对我们少年时期的一个怀念吧。多年以后当我路过滹沱河的时候，我用手指着桥底下的沙滩，对我的女朋友说，瞧，那就是以前我的据点，现在我再也没有去过，我想以后有钱了，就在这里买个房子，渡过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说完，心里面的感觉，苦涩的很。如今，我已经老了，当我再次回忆起当年的场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个杂碎走过来，站在那里，对我们说，大哥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啦，求求你们了，给我留点生活费吧，我给你们两万八行么？这是我几乎所有积蓄了，大哥。信子上去就要踹，被马凯的人拉开，马凯说，筝筝你看呢？我假装犹豫了很长时间说，行吧，记住以后不要装作流氓的样子，你不是那块儿料，坐这儿跟我们一块儿吃。那孩子说，不了，大哥，大哥。信子喊道，让你坐，就坐，不想好是么？给脸不要脸是么？那孩子坐在那儿，我们给他到酒，跟他聊天，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好好考上研究生等等，反正就是给了一堆糖，那孩子没一会儿好了伤疤忘了痛，喝了点小酒，就跟我们就开始吹上了，说什么他那个时候如何如何，我们也不管他，随你，反正拿到钱，就没有事儿。早晨，他把钱从银行提了出来，我们拿着钱，请他在石家庄一顿玩，晚上还请他找小姐，给他宽心，搞得这厮不知所措，和我高高兴兴回了北京。
做一件事儿，首先大家伙儿得有个分工，谁当白脸，谁当红脸，谁是中立的。预计要多少钱，多少是我们的底线，这都得想清楚，事后怎么处理等等，万一被警察弄了怎么办？谁来扛着，谁是主犯，都得弄清楚了。真正厉害的恶棍不是只会打人，打完人，你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实在话。打完人家报警了，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些事儿都得想清楚，该怎么办。就算跑路，也得有个盘缠呀。谈判这活儿不好干，得琢磨，得动脑子，想清楚，究竟应该怎么着弄。跟生意场没啥区别的。大家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分工。这样就不容易出乱子，还能控制局面。后来这厮见我女朋友，一口一个嫂子，叫的比我弟叫的都亲。做事儿还得够意思，我这钱自己留了一万，其余的全给了大家，本来大家说不要的，但是我强行打到了他们的帐号上面。这帮人一天到晚打电话，骚扰我，说我侮辱他们的人格，我就说就你也配谈人格？
我从来不对贺菲隐藏什么，我知道一切都隐藏不住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从来不曾隐藏，我就是我。我对我妈如此，对她依然如此。女人有的时候跟男人都一个毛病，就是贱。当你追求她的时候，你贱。当她到手，你开始暴露本性，女性本身的母性的拯救心上来，就开始反贱。这是一个规律，这并非我所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容否定的事实，当然也有女人脑子有病，但是毕竟是少数，所以没有必要把有病的女人或者男人算在这个行列里面去。
北京有四大傻，诗人，作家，编剧，摇滚乐。上海据说有一大傻，余秋雨，傻到家了，傻的让人反感。可是那个年代人们欣赏水平不行呀，所以一下成就了当年写大字报，现在说文革不好的墙头草两头靠的家伙，余秋雨此人那个劲儿，让北京四大傻加起来都不及他们。可是贺菲就爱看余秋雨那东西写的破东西，天天还跟我念道，搞到最后我头都大了，有人说邪教害死人呀，要我说余秋雨的散文也差不多了。
她就在那儿念呀，什么都念，余秋雨的东西太吸引小姑娘，只要是小姑娘就喜欢看。像我我这种恶棍，从来没有必要看。我对贺菲说，是这样的，我认为，余秋雨老先生，不应该做学问，他老人家不是那块儿料儿，他老人家也不应该写散文。我觉得他老人家特适合唱摇滚，我用摇滚乐一贯嘶哑的嗓子吼着：像余秋雨一样的荒诞生活。
我是有点坏，这点我绝对不会否认的。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去上课了，所以得回去交个差，多少得给老师点儿面子，要不然大家都过不去。所以我就跑去上课。凌子，二性他们一见我就像见了神仙一样，都傻了，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一个月不去学校，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是个纯洁善良的人，一直如此，我对所有的人说，我坐在座位上，他们问我最近功夫练的怎么样，怎么看你都被吸干了。我说哪的事儿，怎么可能，我身体好着呢。前两天刚刚弄了点儿钱，晚上咱们涮锅子去。
这北京唱摇滚乐的脑子基本上都有点不正常，有点荒诞，那天晚上喝完酒，我们就跑到五道口那里的一个朋克酒吧，去听一帮傻朋克在那里傻唱去了。席间，就有一傻朋克，说自己是玩死亡的，我心里话，就你？这厮说那首歌是他新创作的，叫做少年，少年。可是他唱了五分钟，我就听见一个词：傻逼，傻逼。这词儿让这哥们儿足足唱了五分钟，也够难为他的，说实话要难为了大家。他刚意唱完，我立刻鼓掌，大叫好。大嚷着，整个酒吧，就听见我一个声音了，我喊好。那哥们儿走过来，拿了两瓶啤酒，说要请我喝酒。我就跟他聊，凌子他们就在那里看热闹。那孩子说，兄弟你是第一个理解我的，说实话，这歌曲是我搞创作这么多年最欣赏的一个，说出来当代人的心里话。我说是，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傻耸喝一个。那孩子没有听出来就喝了。我对他说，我跟你讲，我觉得你继续创作下去，你一定能成为中国最好的音乐人，你看看现在这帮人，还不如你唱的那词儿呢。你说是不？他说是，他还对我说严峻特欣赏他，我假装不知道严峻是谁，就问，严峻是谁呀？他惊讶的问道，严峻你都不知道？我说好像听说过。跟你讲，严峻一听这词儿，当时就说，说得对，我小时候也这样，唱得好。我说，嗯，看来这是个搞艺术的家伙。
我后来就发现这玩摇滚的人和诗人都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探讨人性。那天那哥们儿，死活拉着我跟我探讨人性的问题，后来凌子他们过来叫我，我才得以脱身。后面那些歌曲，跟这个一比，还是强了许多，比如有一哥们儿长了很长时间，居然能把词儿唱下来，我觉得这就不容易，作为中国的摇滚人，最重要的是能把词儿唱对，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是少年少年，这就很不容易，说明我们中国的摇滚圈子在进步。后面的那些歌，大体上都一样，除了一个玩电子的，前面两句话是专门灭玩朋克和死亡这帮兄弟的，那天还算协调吧，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哥们儿和一群玩朋克的在一起磨刀霍霍，就过去问，怎么啦？他们说，那小子骂他们，所以他们得让他们看看实力。我当时一想，正对了那个思路，那个唱法——少年，少年。
上大一最痛苦的课程是思想品德这类的课程，这类课程简直就是无聊到了极点。那帮家伙一天到晚就会说，社会多么多么黑暗，官员如何如何腐败，我们如何如何堕落，数落我们如何如何无能！一说到他自己，话锋一转，我是多么多么成功，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厉害，他很棒，没有什么人能和他比，他代表了最先进的道德观，最先进的生产力，还是最好的老师，可是这课就有点不像上课了，这课有点儿变味儿了，成了自己吹捧自己的课了。老师们就喜欢这个，那我们就听这个，给人家点儿自尊。
我就特给我们老师自尊，他一说他好，我就会心的看着他，他一说社会黑暗，我就装出多么愤怒，他一说我们如何如何堕落，我就非常真诚的表现出我在忏悔，我很内疚。总之一句话，只要你这样，你这科肯定能过。老师喜欢组织演讲，太容易了，哥们儿就干这个在行，哥们儿上去就说我们这代人多么无能，学呗，这还不简单。然后我就猛夸我们任课老师。这事儿就好像性行为受贿其实是一个意思，老师有了快感，感觉到了满意，觉得舒服了，记住你了，下回他就知道，应该给你一个及格了。所以我上大一的时候这科非常轻松的就过了。也因为如此，我把这条经验传给我的师弟们，我告诉他们，让他有了快感，你就会及格，就像你是妓女，他是嫖客，他不泄，他凭什么给你钱？用句学术一点儿的话语叫——批判的快感
由于有了贺菲我在大二上半学期的时候，北大的课我是听多了去了，搞得我自己都俨然一副北大学生的样子，装得特纯洁，说话嗓音都变细了，真跟自己小时候就特老实，后来上了北大那种高才生一样了。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欺骗我自己了，谁一问我，我就说我是北大的，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骗了，说学术一点儿，那就文化的认同。总之一句话，我自己还真以为自己怎么着了。那会儿我占座更加疯狂，有没有那么多人放在一边，先一顿狂占，占完再让给别人，不图别的，就图个“谢谢”俩字，那叫一成就感呀。贺菲觉得我在北大呆的精神有问题，劝我去看医生，我对贺菲说，胡扯，你看人家那些人一呆就是几十年的蹭课生，也不工作，就是蹭课，他都没有精神病，我怎么会有？贺菲说，不是我觉得你得了占座这样的强迫症。我对她发誓我没有得占座强迫症，她相信了，可是没有过两天，我俩去看电影，本来是晚上7点得票，我非得晚上4点半就出发，贺菲问我干什么这么早走？我说路上简单买点吃的，好占座呀。由此，我就惨大了，贺菲老是觉得我有强迫症，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90年代是中国流行文化开始凸现的时候，逐渐各个流行文化开始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就在这个时候，就有那么一批脑子有问题的人天天在那儿说什么听流行音乐不利于身心健康等等，你说这种人，他怎么就不说当年他跳忠字舞是集体癔症型精神病，这是典型的看着别人搞对象，自己岁数大了搞不了，年轻的时候被意识形态搞，大了想搞意识形态，没事儿就说人家这个流氓，那个没有文化，什么别拿无知当个性，拉倒吧，文革的时候，您少拿无知当个性了？
这种人最应该打倒，再来一次文革先把他们这样的人打倒，然后再说我们这一代人。后来文化界冒出两个叫卫慧，棉棉的来，嘿……把这帮老东西给气的，还有某些人说人家是内分泌，你说你管得着这闲事儿么？人家内分泌管你什么事儿？人家卫慧，人家天生就是用身体写作的料儿，人家就是那啥了，你能怎么样？人家就是处男三件宝，毛巾，枕巾，上海宝贝。你能怎么样？别老是不服气等您死了，您孙子不一定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主儿。所以您还是积点儿德，给您孙子留个后路，别到时候连用身体写作的份儿都没有，那就麻烦了。
所以听这样的人讲课就特别痛苦，这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篇小姑娘不错，特别合适。没事儿就搬出来美学镇压别人，没事儿就搬出来托尔斯泰。上着课就拿自己的小说跟别人做比较，写了个什么什么颜色的鸟，就真成了鸟人了，一天到晚在课上就是宣传自己那鸟好，你说合适么？我刚开始觉得是真的，买回来让人家签名，结果人家还跟老子装。你说就这样的人还好意思批判别人呢。要我说有时间，先好好批判批判自己吧。等看完那本书，我就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沉湎在他的情节里面，就跟有病似的，我听了他两学期的课，发现第二学期还是那个，没有改观，词儿都没有变，都不知道这厮在学校怎么混到教授的，你说可笑不？难怪北大要改教授这样的制度，要我说应该，太应该了。
学校里面就喜欢临到年终考试，可是你说象我这样的，天天耗在北大的，还考什么呀？有什么好考的呀？没有办法，考试是给别人交差的，因此你要充分的显出你对考试的尊重，我就特别尊重，临靠前的划题，兄弟我就去了。临去之前，先借了我们最认真的女生的一个笔记，整整抄了三天，字体异常工整，我自己都纳闷我怎么这么认真呢？然后上课我就坐在第一排，老师看着我，就问我，这位同学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呢？我把学生证一亮，老师点点头，没有吭声。上完课，我就走上讲台，拿着我抄别人的笔记，找老师评理。我当时特别真诚的，委屈的对老师说，老师您怎么能够说您没有见过我呢？我每次都来上课，都坐在最后一排，好几次您提问题，我举手您都不叫我，您看看我得笔记，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老师看着我得笔记，出奇的工整，而且他说的话一字不拉的记了下来，都傻了，再看看我纯真善良委屈的面孔，顿生一种愧疚感，立刻给我赔礼，结果我那科轻松过掉。其实几乎所有的课程我都是这样干的。但是记住，这样的事儿只能用一个学期，你要是没有经验，千万不要随便学习我这种行为，小心栽了。
顺顺利利的过了所有的考试，我的内心如释重负，因为我觉得，我对得起我敬爱的老师他们所教的所有课程，我认真的听了最后一堂课，并且让他们感到由衷的内疚。而我也很真诚的，大度的原谅了他们。我觉得谁没有反过错误呀，这很正常，而且连老师都不例外，更何况我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我旷课在北大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没有什么不正常。我没有必要道歉，因为我已经原谅我的老师，所以就能原谅我自己。我——永远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大度的——我认为一个要做一个恶棍首先要把握做事情的尺度。
我躺在床上，窗外月光从侧面照到我得脸上，我扭头看着贺菲，他沉睡了。多年以后，我看着沉睡在身边的另一个女人，想着，事情就是这样，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就连贺菲都不例外。虽然贺菲已经离开我多年，但是我一直认为，在她的内心当中一直深爱着我。算是一种想法吧，我总是把这个想法带到每一个地方，也带到我的朋友身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的，当我对贺菲说起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以经埋下了祸根。03年的时候，她在美国打电话，对我说要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早在这里有别人了。我不知道那句话有多么刺伤她，但是我的确这样做了。
北京除了炸酱面是一绝以外其实还有一绝就是北京写小说的，我先声明的是我这东西不配叫小说。看看海明威那样的壮汉写出如此细腻的文章，那种对细节的勾画等等，那才是小说。9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了学习杜拉丝的风潮，我眼见北京一群写小说的，天天就是写特别经典的杜拉丝版本的小说，这帮厮人们逢人便说解构主义，其实就是一堆垃圾。见过这帮厮人小说的一开头就是那段话：……在一处公共场合所……。那年代出来的地下小说，没有发表的小说，简直就是不能看。动不动就说自己在公共场合遇到谁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多的巧合，一天到晚能在公共场合遇见别人。他爸妈对他都不好，他还有哥哥，我真的不理解，怎么突然间中国的父母对待儿女都那个样子。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我对贺菲说，你写小说能不能不这样写？贺菲说，不能，那语言好美，值得一学。我说，关键是你学不像，还非得学，还要念给我听，搞得我很痛苦，明白不？贺菲说，你说我写的不好？我只到说错话了，连忙改口说，不是，我是说，你没有必要学她，他那东西是翻译过来的，不准确了，而且翻译的王道乾老爷爷是个诗人，看诗人翻译过来的东西要注意安全，要吐出去一部分，再吸收。贺菲不同意，就要跟我吵架。找个不是中文系的姑娘，就是不好，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但是北大别的系他专门培养女作家呀，搞得我痛不欲生。没有办法，我开始一顿夸，终于把这事儿挽回来了。
跟个女作家一起生活实在是痛苦，他们不仅仅要求床上的功夫，还要要求你充分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你要明白一件事儿是这些女作家，可以为个屁大点儿的事儿就能痛哭流涕。你还得赶紧哄，你说多麻烦。记忆中那个年代到处都是女作家，是个人都能当个女作家，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当鸡的不如当女作家的多，当鸡的全都转行当女作家了。做男人太痛苦，天天看着这帮长得那么荒诞的女作家在那里用身体写作实在是痛不欲生，但是没有办法的是，当时男人流行当鸭，女人流行当作家，两性中间的当行为艺术家。贺菲就想当个作家，虽然她最后改变注意当了做学术的，可是依然改变不了做作家的梦想。我很痛苦，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个人，怎么好好个女生，让人家成了作家。我后悔，我不该征服人家，让人家有了想做作家的梦想。
贺菲躺在床上，对我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你在一起，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还会对我说，你依然爱着我么？我闭着眼睛说，会的。贺菲说，你胡说。我说，真的。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梦乡，这只后，我看见一个女人从我的面前走过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还会对我说，你依然爱着我么？我说，会的。那女人走开。我醒了，贺菲还在睡，窗外月光铺射进来，我闭上眼睛，告诫自己——会的。
做为恶棍的祖宗，我觉得我对小恶棍是最有发言权和制裁他们的权利的，就像现在美国可以随便制裁别人一样。我也有权制裁任何一个人。但是当这个人也是恶棍，是个小恶棍，小的时候特别象我的时候，作为个纯真善良的恶棍，我会很矛盾，因为我觉得那样制裁他，用武力结局实在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我还是一个不成熟恶棍的时候，就希望有老恶棍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人该惹，哪些人不能惹。所以这次我教训了一个小孩子，北京孩子的最大特点我已经说过了，不再多说。起因是她和贺菲撞了自行车，然后就开始和贺菲吵架，一口一个京骂，骂得很难听。我觉得他多少有点儿我小时候的影子，就挺吝惜他，没想到这小厮不听话，谁劝都没有用，非得逼着我动手，我上去一脚，一个大嘴巴子抽到那孩子脸上，那孩子当时，就傻了。我让贺菲先回家，那小孩儿站那儿都不敢动了，我领他到了蔚秀园门口的一个小卖铺给他买了点儿喝得，还给他买了包烟，然后很真诚的向他道歉，表示我的歉意。我想，作为一个恶棍，我有责任，有义务指导这个小恶棍如何成长为一个大恶棍，我告诉了她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不和女人吵架，不要对女人动手。小孩儿点头，连连称是。我也很有自豪感，我觉得我尽到了一个恶棍的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让下一代恶棍明白，恶棍最基本的底线是不打女人，不跟女人吵嘴。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从各个角度讲，我身上的基因都是一个真诚的基因，我身上到处都是真诚的影子，所以我对别人说，像王文涛一样真诚吧，那样你就是真诚的恶棍了。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一种人，就是批判狂，逮着谁骂谁，跟我现在差不多，但是我说了我是个恶棍了。他们不说，还装作特别真诚的样子，对别人说，我真的是要求民主的等等。这种人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尤其受像贺菲这样小女生的欢迎，这帮厮人们约小女生，都要晚上，说是怕光。你至于么，你不就是想上床呀，至于说得那么委婉么？第一次和贺菲上床的时候，我是霸王硬上弓，因为我知道，贺菲其实不会反抗的，她要真是反抗，谁都上不了她，所以我有一种征服成功的感觉。但是贺菲还是觉得我凶神恶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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